重庆市无线电管理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无线电管理办法
重庆市人民政府
《重庆市无线电管理办法》已经1999年8月16日市人民政府第45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无线电管理，维护空中电波秩序，有效利用无线电频谱资源，保障无线电业务的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结合重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研制、生产、销售、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使用具有无线电波辐射的非无线电设备，必须遵守本办法。
军事系统的无线电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无线电台（站）是指发射无线电波的无线电设备，包括各波段的无线电通信电台（站）、卫星地球站、广播电台、电视台（含差转台）、雷达和导航、遥测、遥控设备等。
本办法所称具有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设备是指用于工业、交通、科学、医疗等方面能够产生电磁辐射的设备。
第四条 无线电频谱资源属国家所有。
无线电管理贯彻科学管理、促进发展的方针，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开发、集中管理、分级负责、有偿使用的原则。
第五条 鼓励对无线电频谱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提高无线电频谱资源的利用率。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六条 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全市无线电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国家无线电管理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规章；
（二）制定全市无线电管理的具体规定；
（三）规划全市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布局和频率的使用；
（四）按照审批权限审批无线电台（站）的地址、设置和使用，指配频率和呼号，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台执照》（以下简称电台执照）；
（五）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无线电台（站）和生产、研制、销售、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等事项进行监督管理；
（六）无线电监测；
（七）协调处理电磁干扰等无线电管理事宜；
（八）组织实施无线电管制；
（九）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和市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职责。
根据工作需要，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可在特定地区设立派出机构，负责指定区域内的无线电管理工作。
第七条 区县（自治县、市）依法设立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照本办法规定和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的无线电管理工作，业务上接受市无线电管理机构的领导。具体职责分工，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另行制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三章 无线电台（站）的设置和使用
第八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无线电设备符合国家技术标准，不得对已设无线电台（站）造成干扰和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
（二）无线电台（站）工作环境安全可靠；
（三）操作人员具有相应的业务技能和操作资格；
（四）管理人员熟悉无线电管理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
（五）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措施；
（六）大型台（站）和设备较多的单位配有专门机构或专兼职管理人员；
（七）取得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发的电台执照；
设置个人业余无线电台（站），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九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按下列程序办理：
（一）由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或个人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并经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或派出机构签署意见；
（二）市无线电管理机构预指配频率；
（三）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委托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照国家规定对拟设置台（站）的电磁环境进行测试；
（四）申请者按预指配频率进行必要的技术设计或可行性论证；
（五）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对技术设计或可行性论证进行审查，符合要求的，发给批准文件；
（六）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委托的无线电管理机构按照国家规定对购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进行检测，检测合格的，方可安装调试、试运行；
（七）试运行1至3个月，设置台（站）的单位或个人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提出书面验收申请，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其委托的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在7日内核定电台呼号，核发电台执照。
仅在区县（自治县、市）特定行政区范围内通信或服务的无线电台（站）（不含短波电台，微波台站），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所在地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批。
第十条 固定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布局，应遵守电磁环境保护有关规定。位于城市规划区内和本市行政区域内跨区通信或服务的无线电台（站），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会同市有关部门进行选址，并按城市规划管理程序办理规划管理有关手续。
固定无线电台（站）工作环境、微波路由需要保护的，由设台单位报请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统筹安排。
建设项目不得影响受保护无线电台（站）的工作环境、微波路由。确因城市建设需要，建设项目影响了受保护无线电台（站）工作环境、微波路由的，建设单位应当采取措施消除影响；给受保护无线电台（站）造成损失的，建设单位应当给予补偿。
第十一条 在城市规划区内设置微波站、雷达站、广播电视台等无线电台（站），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其天线高度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派出机构商城市规划部门确定。
在人口稠密的城区内，不得建设和使用微波电路，原已建的微波电路应逐步改为其他通信方式。
第十二条 经国家有权部门批准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的，设置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在使用前必须报市无线电管理机构登记备案并接受其指导、监督。
第十三条 遇有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紧急情况，可以临时动用未经批准设置使用的无线电设备，但是应当及时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告；紧急情况解除后，必须停止使用。
第十四条 无线电台（站）经批准使用后，应按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定的项目内容进行工作。确需变更的，必须事先向原审批机构办理变更手续。
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指配的呼号使用，不得发送和接收与工作无关的信号，不得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
第十五条 撤销无线电台（站）或报废无线电收发信设备的，应当向原批准机构办理有关注销手续。
停用无线电收发信设备的，应当向原批准机构办理停用手续，停用时间不得超过1年。需要恢复使用的，应当重新办理启用手续；对停用时间超过1年未办理启用手续的，由原批准机构予以注销。
第十六条 使用无线电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第十七条 使用无线电台（站）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市无线电管理机构的规定办理年检手续。
第十八条 购买、使用公众无线电话，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四章 频率管理
第十九条 指配和使用频率，必须遵守国家有关频率管理的规定。指配频率应确定使用期限，频率使用期限从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设台之日起计算。使用期满需继续使用的，应在期满30日前向原指配机构办理续用手续。逾期未办者，视为自动放弃频率使用权。
第二十条 经指配的频率，使用单位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变的，应向原批准机构报批。
经无线电管理机构分配或指配的频率在使用期限内，原指配频率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进行调整或根据国家规定提前收回。
无正当理由，在2年内闲置不使用的频率，由无线电管理机构收回。
第二十一条 未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让、出租频率。
第二十二条 因国家安全和重大任务需要实施无线电管制时，管制区域内设有无线电发射设备和其他辐射无线电波设备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严格遵守有关管制的规定。
第二十三条 对依法设置的无线电台（站），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保护其使用的频率免受有害干扰。
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协调处理依法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的相互有害干扰时，应当遵循带外让带内、次要业务让主要业务、后用让先用、无规划让有规划的原则。
对航空器、船舶的安全运行或其他遇险与安全通信产生有害干扰的无线电台（站），必须立即停止使用。
第二十四条 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应当按照国家和市的有关规定缴纳无线电管理费用。
第五章 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进口
第二十五条 研制、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应事先向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提交书面申请和有关技术资料，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审核并转报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
第二十六条 研制、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时，应采取措施抑制电波发射。进行实效发射试验时，应报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或转报。
第二十七条 进口无线电发射设备，应按照国家有关管理规定办理进口手续。
单位和个人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应当具有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检测、维修能力并经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
销售、进口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其型号必须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核准。经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委托的无线电管理机构对发射特性检查合格后，方可向用户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
第二十八条 生产、销售的无线电发射设备，必须符合国家技术标准和有关产品质量管理的规定。县级以上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会同无线电管理机构加强对生产、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的监督、检查。
第六章 非无线电设备的无线电波辐射
第二十九条 工业、科学、医疗设备、电气化运输系统，高压电力线及其他电器装置产生的无线电波辐射，必须符合国家电磁辐射环境保护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得对无线电业务产生有害干扰。
第三十条 产生无线电波辐射的工程设施，可能对无线电台（站）造成有害干扰，其选址定点应当由市规划行政部门会同无线电管理机构进行必要的技术论证，并按照协调一致的意见执行。
第三十一条 非无线电设备对航空器、船舶的安全运行或其他遇险与安全通信产生有害干扰的无线电台（站），必须立即停止使用。
第七章 涉外无线电管理
第三十二条 无线电频率划分、分配、协调的涉外事宜，以及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电台与境外电台的相互有害干扰，统一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报请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与相关的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交涉。
第三十三条 外国驻渝领事馆和其他享有外交特权的国际组织驻渝代表机构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携带或运载无线电设备进入本市，必须取得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证明。
其他驻华代表机构、来华团体、客商在本市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携带或者运载无线电设备进入本市，事先由业务主管部门或接待单位报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或转报，并送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备案。
第三十四条 外国船舶电台、航空器电台、车载电台在本市使用时，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以及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规定。
第三十五条 未经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批准，外国及港、澳地区的组织或个人不得运用电子监测设备在本市行政区域进行电波参数测试；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聘请外国和港、澳地区的组织或人员在本市行政区域进行电波参数测试。
第八章 无线电监测和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市无线电监测站负责组织对全市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信号实施监测。
有关区县（自治县、市）的无线电监测站负责对本行政区内设置、使用的无线电台（站）信号实施监测，接受市无线电监测站的业务指导。
监测技术人员履行监测职责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积极配合。
第三十七条 无线电监测站的主要职责是：
（一）监测无线电台（站）是否按规定程序和核定的项目工作；
（二）受理并查找无线电干扰和未经批准使用的无线电台（站）；
（三）测定无线电设备的主要技术指标；
（四）检测工业、科学、医疗等非无线电设备的无线电波辐射；
（五）进行电磁环境测试、分析，为无线电管理机构规划、指配频率和审批无线电台（站）的建设布局等提供技术依据；
（六）承办无线电管理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第三十八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设立的无线电管理检查员，应当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本办法的规定对无线电管理的各项工作进行监督检查。无线电管理检查员在职权范围内实施监督检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予配合。
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无线电管理机构或由派出机构按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委托的权限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理：
（一）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的，责令改正，查封或没收设备，可以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手续不全或失效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予以查封或没收设备，并处1000元罚款；
（三）船舶、机车、航空器上的制式电台无执照或未注册登记的，责令改正，处2000元罚款；
（四）业余无线电台未按规定办理设台审批手续的，责令改正，查封或没收设备；
（五）新设台（站）未经检测验收或验收不合格而投入使用的，频率使用期满不办理续用手续的，不参加规定的无线电设备检测的，发射或接收与工作无关信号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予以查封设备，并处1000元罚款；
（六）擅自使用未经批准的频率，予以查封或没收设备，并处5000元罚款；
（七）不按期缴纳频率占用费的，限期缴纳；逾期半年不缴纳频率占用费，无线电管理机构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并可视为用户自动放弃频率使用权，由无线电管理机构采取措施收回频率；
（八）拒不执行调整或收回频率决定的，处1000元罚款，并收回频率；
（九）擅自转让、出租或变相出租频率的，收回频率，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0元罚款；
（十）擅自编制、使用电台呼号的，予以查封设备，并处2000元罚款；
（十一）设置、使用不符合技术标准及有关规定的设备，或擅自改变规定工作项目，对其他无线电业务产生有害干扰的，责令改正，可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二）故意干扰合法业务的，予以没收设备，吊销电台执照，并处5000元罚款；
（十三）无线电发射设备或非无线电设备对航空器、船舶安全构成威胁，责令立即改正，拒不改正的，予以查封或没收设备，并处5000元罚款；
（十四）使用不合标准的工业、科学、医疗设备造成有害干扰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处1000元罚款；
（十五）研制、生产、销售单位进行实效发射试验，未办临时设台手续的，责令改正，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六）未经批准，生产无线电发射设备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予以查封或没收设备，并处3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七）进口未经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或擅自销售无线电发射设备、销售未经核准的无线电发射设备的，予以查封或没收设备，并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八）境外人员未经批准进行电磁环境测试的，或擅自设置、使用、携带、运载无线电设备入境的，予以没收设备，并处5000元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给国家、集体或个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应当追究或建议有关部门追究直接责任人和单位领导人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无线电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泄露国家机密、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挪用私分频率占用费或利用频率资源谋取私利的，由其所在单位或有关机关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无线电管理机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国家部委会同国家无线电管理机构制定有关无线电管理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在特殊规定未颁发前，按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由重庆市无线电管理机构负责解释。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1999年9月1日起施行。
1999年8月24日
孙中山的人权思想
2001年2月13日 16:14 杜钢建
关于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内容及其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学术界同仁已经在不同程度上作过探讨和论述。本文旨在讨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实质和倾向，并联系现代中国思想界状况及未来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努力揭示孙中山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史上，孙中山人权思想无疑是一座重要的里程碑，上面深深烙下了民权主义的印迹，反映出近现代中国人权思想的曲折历程和艰难险阻，孙中山的人权思想是民权主义的，而不是人权主义的。这一点决定了孙中山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集体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占主导地位。与之相应，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自形成以来便一直以不同方式在不同时期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以人权主义为标志为旗帜的人权思想在本质上是个人本位主义的。个人本位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始终处于下风，与之相应，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研究孙中山的人权思想，不能不在总结近百年人权思想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孙中山思想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当代中国固然需要研究和宣传民权主义，但更需要认识倡导人权主义。
一
近代中国人权思想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路线进行：一条是个人本主义的思想路线。前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近代西方个人主义人权理论传统；后者在理论渊源上更多地接受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影响。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问题上徘徊于两条路线之间。然而，从总体上和结构上看，孙中山的人权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思想与严复、陈独秀、胡适等人代表的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路线在性质上有很大的区别。?
就民权和人权的观念而言，孙中山最早接受的是民权观念的影响。在其民权主义理论形成过程中，起先人权是被包含在民权之中的。他在针对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制度进行批判时所讨论的大量问题既是民权问题，也是人权问题，由于民权和人权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且在含义上有交叉和相同的方面，所以孙中山乃至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在探讨民权问题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论及人权问题。孙中山对人权问题的探讨既有自觉的一面，也有不自觉的一面，孙中山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观念作过大量的介绍和宣传，此种介绍和宣传最终是为推翻封建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民权主义纲领服务的。
早在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孙中山就充分阐述了“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思想和改革主张。在当时朝庭上下仿行西法兴利除弊的改革形势和氛围的影响下，孙中山一方面积极上书为民请命。另一方面努力组织兴中会，意在创立“合众政府”。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共和制度经验相结合，逐步形成孙中山的民权主义。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近代西方相继出现的三民主义思想归结为“皆基本为民”。在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一直被他视为“政治革命的根本”。而民权主义的核心内容归结起来就是推翻君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民权主义所关心的是政体问题，是统治权力归谁掌握的问题。[1]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的关系表现为孙中山关注的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而非个体意义上的人权。民权主义与人权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于“国民”观念。国民在法律关系上应当是平等自由的。平等自由的国民不堪忍受君主专制政体，从而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的需要。使国民人人平等成为孙中山早期民权主义的奋斗目标，国民观念当然涉及个人的人权问题，但在总体上它所要实现的直接目标是集体意义上的民权，孙中山讲国民主要是从“国民全体”意义上而言的。国民全体被作为与君主个人相对立的权利主体看待。民权主义中的民权主要指国民全体之权，当然，其中包含个体意义上的国民。由于“国民”概念摆脱不了个体含义，单个个人也可称之为国民，所以随着孙中山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日益膨胀，后来他更多地喜欢使用“人民”的概念来解释民权主义。“人民”一词纯属集体性质的表述。任何单个个人是不能称之为人民的。民权也就被理解为人民之权。“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2]，人民在理论上被捧到至高的位置。
尽管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具有集体本位主义倾向，但他对“国民”、“民权”观念的热情宣扬对于传播和普及民主思想，对于抵制封建专制主义和推进革命斗争，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且已载入史册的事实，况且在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革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统治权力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几千年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将人民完全推到了君主的对立面”。同专制君主相对的是正是普遍化了的被统治阶级—人民大众。同时，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使民族矛盾激化到无可复加的地步，在国内外重重对抗关系中，人民或国民全体的地位问题成为一切革命斗争的焦点。夺取政权实现民权自然而然地成为革命斗士们的历史任务和崇高理想，在民不聊生战乱频仍国难当头的乱世，个人的人权同民众整体的灾难相比，便会显得不那么引人注目。客观形势已经发展到不夺取政权实现民权便无从保障个人人权的地步，在孙中山及其他革命者的心目中，民权自然会比人权重要得多。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民主立宪制度实现后，人权问题自然会随之迎刃而解，这是当时在革命志士中普遍流行的看法。?
民权的实现意味着人权的实现，这在道理上已经被当作不言自明的真理。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孙中山在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时，便以为人权也会随之上升。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这的确是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时的初衷，在早期孙中山提出民权主义理论时，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的民权主义会导致排斥人权的倾向出现，尽管在后期他实际上已经自觉地走上以民权压人权以民权挤人权的道路，但在早期他的确是想以民权带人权以民权保人权。在孙中山的思想中民权与人权的关系终于从一致走向对立，这种令人遗憾不解的局面的出现有其深刻的理论原因。在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发展中，民权与党权关系的变化是导致民权与人权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
要夺取政权，必须缔造一个革命党，这是一切企图走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人们年遵循的常识。具有暴力主义倾向的孙中山从革命初期就一直努力组建革命党，并逐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努力提高党的地位，在党与民的关系中，起初党在理论上从属于民依附于民，党权在民权之下，这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是确切无疑的。但是，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激化，兵权日益显得重要。“革命之志在获民权，而革命之际必重兵权”。（孙中山：《与汪精卫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289页。）重兵权是革命本身的需要。谁来掌握兵权呢?当然是领导军政府的革命党。党权的重要性是从兵权的重要性中引伸出来的。在革命之际，兵权重于民权，党权又重于兵权，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中也是明白无误的道理，他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在这三个时期或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中的事情，此前的军政和训政都得由“革命党”来主持。在漫长的革命程序中，民权一再被推迟，人权也就更提不上议事日程。[3]党权成为革命的关键，民权的重要必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得不让位于党权。随着革命程序论不断深入党心军心民心，党权高于民权重于民权的观念也就被普遍接受了，从兵权重于民权到党权重于民权，这在逻辑上和实践中都是必然的结果。
党权重于民权高于民权的观念的形成，与孙中山思想深处的英雄史观和独裁倾向分不开。民权实际上被理解为统治权力，而人民则被理解为奴性十足的后知后觉的群盲。在这些群盲被改造以前，民权当然只能归属于革命党。人民必须由党来教训；党在教训人民的过
程中可以使用强迫手段和专政工具。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党比人民伟大得多、崇高得多，在民权主义的旗号下，人民早已被架空，民权被党权取代，民权被党权鲸吞，人民的地位在伟大英明的党的面前无形中被降低到无知无识的“皇儿”地位，孙中山说：“中国奴制已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强迫手段，迫着他来作主人，教他练习练习”。又说：“共和国皇帝就是人民，以五千年被压作奴隶的人民，一旦招他着皇帝，定然是不会作的，所以我们革命党人应当来教训他，如伊尹训太甲一样”。[4]对于没有出息的人民，党有绝对的权力去教训他、强迫他。名义上人民是共和国的皇帝，但这个被戴上皇帝荣冠而不懂得怎样当皇帝的可怜儿还要接受母亲党的皮鞭教训，是党将皇权夺过来的，也是党想将皇权恩赐给人民。尽管此种恩赐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理论上，事实上那还是遥远地未来不可知的事情，但人民必须为此感戴党，服从党，任凭党用专政手段来教训和开导。在“革命”的党的脚下，人民等待的不是如何享有民权，而是无期无尽的无数个人权利的丧失和牺牲。在党权压迫下，人民不仅未能得到民权，而且连人权都作为受教训受培养的代价付出了，这种现象在实践中的普遍出现肯定不是孙中由所愿意看到的，但他在理论上造就的党权意识在实践中必然会导致而且实际上导致了这种结果的出现，国民党掌权后的专政主义做法并未使孙中同清醒过来。
党权意识的膨胀终于改变了民权主义的初衷。孙中山由早年倡导人权自由一晚年反对讲人权自由的思想转变过程与党权意识的膨胀过程是一致的。他曾明确表示：“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与所谓‘天赋人权’者殊科，而唯求所以适合于现在中国革命之需要”。[5]什么是中国革命的需要呢?这就是党权至上，为了党国必须牺牲个人自由和权利。党权在革命中代表兵权，在建设中又代表国权，党和国家已经混然一体。在革命时期党权可以从兵权处找到至高无上的凭据；在和平时期党权又可以在国权的外衣下取得合法性。为了党国的利益，个人的自由权利算得了什么!“个人不可以太过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6]国家要得完全自由，领导国家的党就更需要无限的自由。在党国面前，个人自由、天赋人权这些曾经被作为理想追求的美好事物便统统成为充满危险和罪恶的东西。党国的团体利益集体利益要求将个自由天赋人权打入冷宫。“个人有自由，则团体无自由”；“自由这个名词，……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7]一个政党在受压迫的时候往往向往平等自由人权而它一旦成为执政党以后，便要反过来压迫自由，不讲平等，废除人权，被压迫者翻身以后转过来继续压迫别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史的无情事实。此时，民权主义实际上发展成为党权主义，而且是一种在国权主义形式下的党权主义。
在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义思想中，不仅人权被排除了，而且民权也被阉割了，党专政和党独裁一旦走出理论和书本，便在实践中横行无阻为所欲为。执政党的专政主义做法终于引起在野的共产党人士和其他自由派人士的普遍不满和抗争。孙中山学说中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由蒋介石在实践中发扬光大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表现出来的对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仇视心态正是对孙中山学说倾向的继承。当国民党将孙中山思想学说奉为圣经不容批评时，孙中山的思想学说便只能僵化固执下去，再也没有革新和复兴的机会，难怪胡适对“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的现象充满了愤怒情绪和危机预感，孙中山身后发生的事情固然与他全人无直接关系，但他的学说中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和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在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上起何种作用，这不能不看作历史留下的问号。?
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从早期赞成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到后期反对个人自由天赋人权，对于这种转变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评价呢?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从进步转向后退和落后，还是意味着从幼稚转向成熟?这个问题值得认真讨论，不容回避，乔丛启先生正《从幼稚到成熟—孙中山法律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一文中有许多精辟深刻的见解，但他将孙中山在自由人权问题上的思想转变也视为“从幼稚到成熟”的表现，对此笔者无论如何又不敢苟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认识和评价在权利问题上的集体本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也无从正确理解孙中山民权主义学说的现实意义。
二
近现代中国思想界在权利问题上一直存在着集体本位主义和个人本位主义的斗争。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严格地说来属于集体本位主义的范畴，而且还是集体本位主义的重要代表。因此，对于孙中山的人权思想的现实意义可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对于其中有助于增强民主观念民权意识以及有助于保障自由人权的内容应当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对于其中否定个人自由和人权的集体本位主义观点必须坚决予以摒弃。?
专制主义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传统。至今人们的民主观念和民权意识依旧淡薄。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有必要大讲民权，大讲人权，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专制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长时期中人权研究是禁区，不让讲人权的结果导致民权观念比孙中山时期还要倒退，且人权虚无主义思想极为严重。（请参见拙文《谈克服人权虚无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1期。）从现在开始，不仅需要讲民权，而且仍然有必要将民权上升到主义高度来讲，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依旧值得提倡和宣传，孙中山对民权的大声疾呼，对封建专制思想的激烈抨击，对照今天中国的现实来看，依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他关于五宪法的理论是其民权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五权分立相互制的思想对于增进民权保障人权有着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以民权主义为旗帜的五权宪法理论对于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赞成对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作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特别是基于海峡两岸的认同。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国需要提倡民权主义；今后一百年，中国依然需要宣传民权主义。
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民权主义，需要克服其中与个人自由权利不相协调的反个人主义反自由主义倾向。民权主义与人权主义在本质上应当是相互联系互为补充的。根据孙中山对民权的理解，民权与人权本不矛盾。无论是他讲的选举、罢免、复决这些直接民权，还是他主张的人民主权和间接民权，在性质上都不是排斥个人人权。民权注重的是国民全体的权利；人权注重的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二者侧重的方面不同。这两方面的权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出于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孙中山后期的民权主度逐渐将民权与人权对立起来，将人民或国民全体的权利与个人自由权利对立起来，这就背离了民权主义的初衷，陷入了集体本位主义的理论黑洞。
孙中山没有意识到人权是民权的基础，更没有认识到人权主义是民权主义的前提。[8]在他的民权主义理论中，或者将人权依附于民权，或者以民权排斥人权，始终没有解决好民权与人权的关系。民权主要是指人民对国家的管理权利，并表示人民对公共权力活动的参与程度，人权则主要指个人作为人必需享有的基本权利，表明个人相对于公共权利活动的独立程度得到保障时，才能进一步谈到由众多个人组成的人民对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介入。在个人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空谈人民主权和其他民权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人权主义发达的社会，民权主义才有可能实现。对于近现代中国来说，首先需要实现的是人权，其次才是民权，如果在理论上需要对人权与民权作严格区分的话，人权的实现程度与民权的实现程度虽然有联系，但二者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来说，实现人权比实现民权更为迫切。人权的核心是自由；民权的核心是民主，争自由与争民主这两个目标虽然是一臻的，但在实践中应有先后顺序的差别，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规律表现为自由度提高在前，民主度提高在后，然而孙中山和近现代的许多思想家对此不加区分。他们对于民主民权的问题比对于自由人权的问题抱有更为浓厚的兴趣。甚至重民主轻自由、重民权轻人权的倾向相当严重。在这方面，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理论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有着共同之处，二者一脉相承。[9]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思想界的兴奋点在于暴力革命和夺取政权，打的都是民主旗号。或者要使人民当“国家主人翁”。然而连自由民都没有当上的人民如何能经受得住皇帝或国家主人之类荣冠的重压，先当自由民恐怕才是正道。由此看来，民主主义民权主义须以自由主义人权主义为前提，这应当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孙中山思想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由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今人对他不必苛求。然而，当前研究人权理论问题，对于极左思想造成的集体本位主义倾向必须进行揭露和抵制。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不知从何时开始社会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间被划上了等号，而个人主义则被视为社会主义的障碍。极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营造，终于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贴上了姓“社”姓“资”的标签。集体主义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而个人主义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其实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无必然的联系。集体主义源于封建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倡导集体主义的思想家也大有人在。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过的国家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表现。近代以来，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权利和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层出不穷，特别是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思想具有明显的集体主义倾向。[10]法西斯主义是现代集体主义的重要代表，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共通之处。中国的“文化在革命”就是践踏个人权利蔑视个人人权的封建集体主义的特殊表现。邓小平将它称为“封建法西斯主义”，这一点也不过份。极左思想就是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东西感兴趣。李大钊早在共产党成立那年就针对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指出，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一致的。他研究二者的关系的得出结论说：“故个人与社会并不冲突，而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亦决非矛盾”。[11]然而，后来极左思潮不断膨胀，终于将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对立起来，公然贩卖集体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巨大的灾难。?
孙中山学说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同几十年来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倾向虽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它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受到关于革命斗争或阶级斗争形势估计的影响，它们都从斗争形势需要出发，将党国利益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强迫牺牲个人自由权利。如果说孙中山当年对革命斗争形势及其需要的估计和判断还有合情合理可以理解之处的话，那么极左思想对所谓阶级斗争形势及需要的估计和判断则是蓄意恶毒和天理不容的。极左思想打着社会主义幌子压迫个人自由权利，反对个人主义。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按照李大钊的说法，绝不是“合理的社会主义”。极左思想所推崇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封建法西斯主义”。同孙中山的集体主义思想相比，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没有丝毫的诚意。孙中山的集体主义对集体抱有真诚的情义，大公无私；而极左思想的集体主义实质上是在集体的幌子下谋取私利，心怀卑劣。
鉴于极左思想的封建集体主义和人权虚无主义泛滥成灾，今天研究人权理论尤其需要倡导个人本位主义和人权主义。（请参见拙文《关于人权主义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于《兰州学刊》1992年5期。）对于近现代史上的人权思想，包括孙中山的民权主义的人权观，应当实事求是地进行判断和评价。对于其中有利于发扬自由保障人权的思想，应当敢于继承和发扬；对于其中不利于自由人权保障的思想，要敢于揭露和摒弃。只有这样，人权思想才能不断沿着正确的方向演进。
[1]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3-331页。
[2] 《总理遗教》。
[3] 请参见拙文《论严复的“三民”人权法思想》，载于《中国法学》1991年5期。
[4] 《总理遣教》。
[5] 孙中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20页。
[6]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7] 孙中山：《民权主义第二讲》，《孙中山全集》第9卷敏282而页。
[8] 请参见拙文《社会主义与人权主义》，载于《法律学习与研究》，1992年2期。
[9] 参见拙文《从专政到宪政》，载于《浙江学刊》1992年3期。
[10]参见拙文《人权绝对论与人权相对论——当代美国关于人权的法哲学论辩》，载于《法学研究》1992年3期。
[11]李大钊《自由与秩序》(19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