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认真做好青海玉树抗震救灾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4 07:55:04 浏览:8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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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做好青海玉树抗震救灾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中共中央纪委 中央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
关于认真做好青海玉树抗震救灾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
中央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纪委、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
２０１０年４月１４日青海玉树发生强烈地震后，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对抗震救灾工作迅速作出部署，实施了坚强有力的领导。４月１７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全面部署了当前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工作，强调必须以更加顽强的精神、更加迅速的行动、更加科学的方法，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坚决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加强监督检查，是抗震救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震救灾工作健康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和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要认真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部署和要求上来，加强对中央关于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搞好救灾资金和物资使用监管，确保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确保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规范廉洁高效。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对中央关于青海玉树抗震救灾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要督促有关地区和部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采取有力措施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行为，维护中央政令畅通。要加强对抗震救灾中履行职责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各有关方面做好抢救伤员、安置受灾群众、抢修受损基础设施、救灾物资生产调度、交通运输等各方面工作，切实做到组织落实、人员到位、处置得力。要督促各有关方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在抗震救灾中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严格遵守和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民族大团结的良好局面。要加强对中央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各有关方面健全群众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等机制，积极预防和化解矛盾，维护受灾群众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二、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当前，对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安排、大量资金物资管理使用等方面，社会高度关注。要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筹集、采购、分配、拨付、发放、使用等各个环节的监督检查，督促建立健全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的规章制度，做到手续完备、专账管理、专人负责、账目清楚，确保管理严格规范、运行简捷有效。要加强对受灾群众安置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救灾物资公平、公正、及时、有序发放，使受灾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水喝、有临时住处、有病能得到及时医治。要加强对受灾困难群众救助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因灾生活困难群众补助金、救济粮、“三孤”（孤儿、孤老、孤残）基本生活费和遇难人员抚慰金逐项足额落实到户、到人。要加强对社会捐赠资金统计和公告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有关地区、部门和社会组织定期向社会公布接收、汇缴和分配使用情况，及时向捐赠者反馈，回应社会各界关切，尤其要加强对国外捐赠款物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督促有关部门做好涉外工作。要加强对灾后恢复重建项目计划安排、项目确定、建设资金使用、项目管理和工程质量的监督检查，确保恢复重建项目成为优质工程、廉洁工程、民心工程。
三、建立健全监督检查体系。青海省特别是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监督检查工作的主体责任，加强对监督检查工作的领导，抓紧建立健全省、市（州）、县、乡（镇）四级监督检查领导机构和工作机制。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检查，保证违规违纪违法问题能够及时发现、纠正和查处。非受灾地区要加强对捐赠资金物资接收、管理、汇缴等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地方民政部门、红十字会、慈善会按规定将捐赠资金汇缴到位，全部用于救助受灾群众和灾区重建。财政部门要合理安排、及时拨付抢险救灾、灾后重建等专项资金，强化财政监督，督促和指导有关部门管好用好财政资金。民政部门要加强对灾区群众生活救助专项资金物资管理使用情况的监管，组织和协调好救灾捐赠活动，依法规范募捐行为和捐赠款物的管理使用，会同有关部门做好灾民生活保障和灾害损失评估工作。审计部门要依法对财政资金和社会捐赠款物进行全过程跟踪审计，坚持边审计、边督改、边规范、边提高，并适时向社会公告审计结果。发展改革部门要加强对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及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管。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监督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和单位特别是领导干部认真履行监管职责，全面掌握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监督检查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监管责任制，从自身的职能出发，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做好相关监督检查工作。要针对这次地震发生在高寒地区、交通不便的特殊性，完善监督检查工作协调机制，加强地方与部门、各相关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工作衔接和协调配合，整合监督力量，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相关检查尽可能合并进行，避免多头检查和重复检查，减轻灾区负担。
四、做好信息公开工作。要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规定，建立健全救灾款物信息披露制度，把公开透明原则贯穿于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全过程，主动向社会公开救灾款物的来源、数量、种类和去向，向人民群众交一本明白账、放心账。有关单位的救灾紧急采购在其采购活动完成后，采购结果应在政府有关部门指定的采购信息披露媒体或其他媒体上公布，接受社会监督。非紧急采购项目应严格执行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救灾款物的发放，要公平公正、公开公示，做到账目清楚、手续完备、群众知情满意。市（州）、县两级要重点公开救灾款物的管理、使用和分配情况；乡（镇）要重点公开救灾款物的发放情况。要充分发挥群众监督作用，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及时受理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加强新闻宣传工作，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适时向社会公布对救灾款物的监管情况。要加强对网上舆情的收集、研判和处置，对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要加强舆论引导，及时澄清是非，为抗震救灾监督检查工作营造良好的氛围。
五、严格执行纪律。受灾地区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坚守岗位、恪尽职守、深入一线，带领广大群众全力以赴抗震救灾。对党政领导干部和有关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行动迟缓、措施不力、敷衍塞责，在抗震救灾工作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临危退缩，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要按照《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严肃追究责任。对贪污私分、截留克扣、挤占挪用救灾款物的，要按照《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严肃查处。要扩大案件线索来源，注意从社会热议和媒体关注的问题中发现案件线索，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认真排查核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要建立健全案件线索移送机制，发展改革、民政、财政、审计等部门在履行监管职责中发现的案件线索，要及时移送纪检监察机关，涉嫌犯罪的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纪检监察干部要带头严格遵守各项纪律，以优良的作风和扎实的工作保证监督检查顺利进行。
中共中央纪委
中央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督检查领导小组
2010年4月20日
论我国司法解释上的司法认知
李红军
内容摘要：司法认知是源自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立法实践的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 经过长期发展，已构成证据法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对于确定举证责任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但在我国对于司法认知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都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多个司法解释，对司法认知规则进行了初步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仍然比较粗糙，本文拟对这些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梳理和检讨，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立法建议。
关键词：司法认知 司法解释 建议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曾报道过这样一个具有相当典型性的案例：一家软件公司（下简称软件公司）经过长期的努力、投入大量资金开发了一种智力游戏软件，并在全国各主要城市的软件市场上销售，在公司所在地获得了良好的销售反应。然而，投入市场不到几个月，该软件的销售量急剧下降，经该公司调查，发现当地的许多家销售商正在销售该游戏程序的游戏软件，价格低于原版几十倍，而该盗版软件来自一家音像制品公司（以下简称盗版公司）。为了取得证明该盗版公司侵权事实成立的证据，软件公司派其工作人员以顾客的身份与其洽谈购买大批量盗版的事宜。后软件公司凭借记录交易过程的录音资料、合同以及付款发票等证据将盗版公司告上法庭。一审判决软件公司胜诉。盗版公司不服上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以软件公司构成“诱使地下公司侵权”，收集证据过程违反程序为由，不予采纳软件公司提供的证据材料，二审法院此时面临两难的境地，如果判决侵权成立，则证据不足，如果判决侵权不成立，又违背了起码的事实，伤害了实体正义。最终，二审法院还是判决盗版公司构成侵权，但对该判决结果，二审法院未阐明任何理由。显然，从法理上讲，二审法院的判决证据是不充分的，违背了证据法。
那么，二审法院是否有其他办法来解决本案的难题呢？笔者认为，如果依照司法认知的理论，该盗版公司制作的盗版软件在当地市场大量低价销售，其侵权事实已构成一种无可争执的显著事实，法官只要稍作调查即可获知。依据司法认知规则，法院对此事实应当直接确认，软件公司无须举证，二审法院也能在判决理由中阐明其认知，避免出现 “无理判决”。
众所周知，盗版行为在我国得以恣意横行，正是因为受害人难以通过正常渠道收集证据证明盗版行为及其侵权事实，这显然有悖于追求公正合理的法治精神。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如果确立司法认知制度，将极大地降低受害人的维权成本并节约司法资源，有效地抑制盗版行为。
一、司法认知概要
所谓司法认知又称审判上的知悉，系译自英文的judicial notice，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上“显著之事实，无需证明”这句古老法谚。对于该概念的定义，目前国内权威的观点是李学灯先生对司法认知下的定义——认为司法认知即是法院对于应适用之法律或某种待认定之事实，无待当事人主张，亦予斟酌[1]。根据该定义，司法认知有以下几个特点而与免证事实、自认、推定、预决的事实和公证的事实相区别：
司法认知的主体仅限于审判机关，法院依职权对特定事项进行司法认知，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对特定的事项采取司法认知，但没有自行采取司法认知的权利和资格；司法认知的对象是特定事项，不仅包括案件事实，而且应包括与案件相关的法律；司法认知的效力是绝对的。虽然在法官决定认知前，当事人有权对认知的适当性及其内容提出异议，但是，一旦法官对某事项采取了认知，就排除了当事人运用反证将其予以推翻的可能性，而只能向上诉审或再审程序寻求纠正的机会[2]。
综合这些特征可以看出，司法认知本质上是法官的一种职务行为，是法官运用审判权直接对事实和法律予以认知的行为。正如摩根所认为的那样，“法官的职责是解决当事人间法律关系遭受影响的争执，此种争执，或为法律问题，或为事实问题，或兼而有之。”[3]
学者认为，司法认知所以成为证据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是由于司法认知具有多方面的价值，特别是司法认知规则可以缩短和简化程序，符合程序效益性的要求。一方面防止当事人滥用职权,拖延诉讼,另一方面使法院将有限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需要查明的存在合理争议的事实。[4]
二、对我国司法解释上司法认知的相关规定的检讨
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均没有司法认知这一概念,相关的内容的规定集中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三个司法解释中：
最高人民法院在 1992 年发布的《关于适用 <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 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1992年《意见》）第 75 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１）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和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承认的；（２）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３）根据法律规定或已知事实，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４）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定的事实；（５）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
对于该司法解释的规定，有学者认为“本条规定虽然没有使用‘司法认知’一词,但‘当事人无需举证’的后果是人民法院可以直接认定上述五种事实,因此,本条从另一个侧面规定了司法认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规定。”[5]在此,论者混同了司法认知与自认、推定、预决事实、公证事实，另有学者认为，我国从立法的角度直接将已为有效公证书所证明的事实列为司法认知的对象，在中外各国的立法例中实属鲜见，可谓是一种创举。[6]实际上,上述《意见》的规定中只有(2)才是关于司法认知的规定,而(1)是关于自认的规定,(3)是关于推定的规定,(4)是关于预决事实的规定,(5)是关于公证事实的规定。关于司法认知与自认、推定、预决事实及公证之间的区别，已有学者进行了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7]。
我们认为，该司法解释关于司法认知的规定有两个明显的缺陷：其一是使之与当事人的承认推定、预决的事实和经过公证证明的事实等相并立,混淆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表明我国实践中对司法认知概念认识不清,反映出相关理论的研究不足；其二是将司法认知的内容放在当事人无须举证的范围内加以规定,没有将其视为一种独立的认定事实或法律的方式，没有认识到司法认知是一种法官的职务行为的性质。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 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 9 条规定下列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根据法律规定或者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能推定出的另一事实；（四）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五）已为仲裁机构的生效裁决所确认的事实； （六）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 前款（一）、（三）、（四）、（五）、（六）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我们认为，这一司法解释与1992年《意见》相比较，其突出的特点是规定对于除自然规律及定理以外的无须举证的事实，当事人举出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法院不得直接认定。这一规定表现出司法实践中已经认识到对自然规律及定理的直接认定与对其他五种事实的直接认知在效力上有明显的区别，具有绝对性，不能被反证推翻。
虽然作了这样的区分，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仍然没有脱离1992年《意见》的窠臼，具有与1992年《意见》完全相同的缺陷。
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０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诉讼规定》）第68条规定“下列事实法庭可以直接认定：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 (二)自然规律及定理； （三）按照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 （四）已经依法证明的事实； （五）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定的事实。前款（一）、（三）、（四）、（五）项，当事人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行政诉讼证据》68条与前两个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相比较，其突出的特征是强调“法庭可以直接认定”，也就是说法院依职权予以认定，这一规定已经揭示了司法认知的本质--------一种职务行为，因此，笔者认为《行政诉讼证据》68条的规定已经初步具备了司法认知的特点。
通过对以上三个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对司法认知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行政诉讼证据规定》68条的规定已初步具备了司法认知的特点，但总体上来讲，我国在立法及司法解释层面上仍然没有规定司法认知制度，相关规定有很大的不足，其表现如下：
1、《行政诉讼证据规定》68条仅仅是针对行政诉讼，在民事诉讼方面，仍然是将具有司法认知性质的内容纳入无须举证的范围里加以规定,使之与当事人的承认推定、预决的事实和经过公证证明的事实等相并立, 未能认识到司法认知作为一种独立制度的价值和意义；
2、这些规定内容非常有限，对司法认知的程序、效力都未能有所涉及,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无法对司法实践进行有效的指导,司法认知也因此没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2002年的《规定》仅管规定了法庭作为认定的主体，但是使用的是“可以直接认定”的立法语言，因此从反面解释，法庭也可不 “直接认定”，这就使司法认知与否完全取决于法庭的裁量，法庭没有必需认知的义务，从立法上讲没有规定必予认知事项，从实践上讲可能产生法官滥用职权的可能；
4、就目前三个司法解释均没有对法律的认知作任何的规定；
5、我国在刑事诉讼中没有任何与司法认知相关的规定。
三、建立我国的司法认知制度
由于司法认知制度具有重大的制度功能，笔者认为有必要在我国建立完整的司法认知制度。而要建立该制度，笔者初步认为以下几个方面致为重要：
第一、充分认识司法认知制度的价值，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司法认知和无须举证两项制度，从而明确司法认知与自认、预决的事实及推定等概念的区分,明确它们在效力、程序、适用范围上的差异, 以使其各自发挥应有的作用。
第二、需要明确规定司法认知的对象；
笔者认为必须明确司法认知的对象，首先是需要将法律纳入司法认知的范围，同时区分必予认知和可予认知，使司法认知的适用规范化。
就司法认知的法律事项而言，笔者认为需要根据我国的法律的形式和效力的不同，首先同时规定司法认知的对象包括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然后进一步区分不依申请必予认知的对象和依申请必予认知的对象。其中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地方法规和规章所以应当规定为依申请必予认知的对象。是因为在中国法的渊源中，地方法规和规章是一种数量极其庞大的法律渊源，此外，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依据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并经履行一定的报批程序后在不同宪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颁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即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也属于广义的地方性法规的范畴。对于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法官应当尽可能利用一切可能的调查手段，包括寻求当事人及其律师的援助，来确定应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而且，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信息交流与传播手段的不断进步将使问题变得愈来愈简单。但鉴于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规章的数量庞大，要法官一一知悉实属不易，但适用法律乃法官的义务之所在，法官绝不可以此为由推卸其责。所以，对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及单行条例、规章的必予认知，应以当事人的申请为条件。尤其是当法官审理跨区域的民商事案件时，有时需要适用外省（或市）的地方性法规，此时更需要当事人提供申请甚至相关资料以协助法官为正确的认知活动。
2、别行政区法律是一类特殊的法的渊源，既不同于我国一般地方行政区域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也不同于联邦制下的州法律。而且，从渊源上讲，也具有其复杂性。香港的法律属于普通法系，其法律渊源不中判例法更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而澳门和台湾地区属于大陆法系，但也一般地承认判例法的效力，这与内地的作法有所不同。笔者以为，当案件涉及特别行政区法律时，实际上类视于涉外案件，应当参照国际冲突法首先选择准据法，然后区别不同情形分别对待。其中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在特别行政区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为不依申请必予认知的对象。香港特别行政区原有的普通法、衡平法，澳门和台湾地区的原有法律，除同其基本法相抵触或经其立法机关依法定程序修改外，以及区立法机关新制定的法律，均归入依申请的必予认知范畴，经当事人提出申请后，由法官依职权主动调查，法官也可要求当事人提供适当的资料。至于区内其他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或行政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则属于可予认知的对象。
3、显著事实应当规定为依申请必予认知的事项；
一项事实是否显著，判断标准并非总是很明确。显著事实的判断应以一般公众的认识为标准，并且将其限定在审理案件的法院的管辖区域内，具体地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在该区域内为大多数人所知悉；其二是审判人员亦知悉且认为属于众所周知的事实。之所以作此严格规定，源于针对必予认知的对象，必须保证其绝对的客观性。作为法官来说，他同时具有一般公众和特殊裁判者的双重身分，要求他在审理案件时完全站在一般公众的立场做出判断，客观上不太可能。而且，一般来说，已为一般公众所知的事实，法官更应知晓。当然，也不排除实践中存在这样的问题，即对于确系在某一区域为众所周知、不存在争执的事实，唯独审理该案的法官不知，这只能说是法官的失职，对此可有当事人提供适当的知识，以辅助法官取得必要的知识，从而加以认知，然而此处的提供适当知识，并非担负举证责任，而是提请法官注意而已。对于显著事实，因其种类繁多，丰富多彩，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求法官对此一并加以注意，未免过于苛刻，因此针对显著事实，一般要求有当事人的主动申请。鉴于显著事实属于在审判法院管辖区域范围内被绝大多数人所知悉的普通知识，一旦当事人提出了申请，法官就必须予以认知。
4、习惯应予司法认知，但宜规定为可予认知的对象；
习惯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具有相当的规范功能，特别是在一些民事纠纷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习惯可以作为一种法律渊源，比如《合同法》第60条、第61条的规定，因此在案件涉及某些习惯时，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对习惯内容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认知。当然，由于习惯各地不同、数量庞大，要求法官一一知悉是不可能的，因此需要案件当事人提出申请。
第三、需要明确规定司法认知的程序；
规定司法认知的程序有利于避免司法认知的随意性,而违反程序的司法认知应被视为无效。笔者认为司法认知的程序中，以下两个方面是必须加以规定的:
1、告知程序；
长春市建筑日照间距规定
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政府
第10号
《长春市建筑日照间距规定》业经1998年7月3日市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李述
一九九八年九月四日
长春市建筑日照间距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规划管理，充分利用城市土地，合理确定城市建筑的日照间距，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城市规划区域内从事城市规划、建设活动涉及日照间距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被遮挡建筑物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保证日照间距：
(一)住宅；
(二)托儿所、幼儿园的活动室和卧室，中小学教室，医院、疗养院的病房，老年人公益性专用住宅(以下统称长日照建筑)；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涉及日照的建筑物。
前款中被遮挡建筑物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考虑日照间距：
(一)临时建筑、违法建筑以及未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而改变原设计使用性质的建筑物；
(二)建筑物集中设置楼梯间和辅助房间较多一侧及山墙、设窗山墙(以下统称非主要采光面)；
(三)建筑物短边与建筑高度小于24米的建筑物(以下统称非高层建筑物)短边相对的。
第四条 遮挡建筑物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不考虑其对住宅和长日照建筑的日照遮档：
(一)距离住宅和长日照建筑外墙面6米以外的烟囱或者12米以外的水塔；
(二)高出建筑物顶面的，宽度不超过1 2米的电梯机房、楼梯间、水箱间以及凸出外墙面不超过1.5米的楼梯间等；
(三)位于住宅和长日照建筑主要采光面正向以外的建筑物。
(四)在尚未按照城市规划建设和改造的区域内的危房，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原位置按照原高度、原面积翻建的建筑物。
(五)经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标志性建筑物。
第五条 建筑日照间距依据日照间距系数和遮挡建筑物计算高度确定。
日照间距系数，是指日照间距与遮挡建筑物计算高度的比值。
遮挡建筑物计算高度，是指被遮档建筑物室外设计地面至遮挡建筑物檐口顶面或者女儿墙顶面的垂直距离，但被遮挡建筑物底部为公共建筑的，计算高度应当减去公共建筑层高度。
第六条 不设挑檐的遮挡建筑物，日照间距为遮挡建筑物非主要采光面外墙面至被遮挡建筑物主要采光面外墙面之间的最小距离；设挑檐的遮挡建筑物，日照间距为遮挡建筑物非主要采光面挑檐外墙面的垂直投影至被遮挡建筑物主要采光面外边线之间的最小距离。
遮挡建筑物为住宅的，考虑设置阳台，其计算高度均按照设置女儿墙不小于0.9米高计算。
第七条 非高层遮挡建筑物的长边和短边与住宅或者长日照建筑主要采光面相对时，日照间距系数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住宅：新区开发，日照间距系数不得小于1.97；旧区改造，包括居住区、小区和组团改造，日照间距系数不得小于1.5；插建的建筑物应当充分考虑周围建筑环境，并且日照间距系数不得小于1.7。
(二)长日照建筑：新区开发、旧区改造和插建的建筑物，日照间距系数均不得小于2。
第八条 在临规划道路红线宽度20米以上(含20米)的道路建设非高层建筑物时，其建筑物的短边与住宅和长日照建筑的主要采光面相对时，间距不得小于遮挡建筑物短边处计算高度的0.75倍，遮挡建筑物短边宽度超过1-2米时，每增加1米，间距相应也增加1米，当遮挡建筑物短边的宽度超过20米时，按照本规定第七条执行。
第九条 非高层遮挡建筑物的长边与被遮挡建筑物的短边相对的，间距不得小于被遮挡建筑物短边宽度。
第十条 新建被遮挡建筑物的短边与原有需要考虑日照建筑物的非主要采光面相对的，间距不得小于新建建筑物短边的宽度。
第十一条 在原有建筑物非主要采光面一侧建设住宅或者其他需要考虑日照间距的建筑物，其与原有建筑位置上规划拟建建筑物的日照间距按照本规定第七条执行，规划拟建建筑物为高层的，按照高层建筑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高层遮挡建筑物(遮挡建筑物建筑高度大于或者等于24米)日照间距按照下表规定执行：
高层建筑日照间距表单位：米
D H
l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30
40.8
(48)
40.8
(48)
40.8
(48)
40.8
(48)
50
55
60
65
40
40.8
(48)
40.8
(48)
40.8
(48)
50
55
60
65
70
50
40.8
(48)
40.8
(48)
50
55
60
65
70
75
60
40.8
(48)
50
55
60
65
70
75
80
70
40.8
(48)
55
60
65
70
75
80
85
80
40.8
(48)
60
65
70
75
80
85
-90
90
40.8
(48)
65
70
75
80
85
90
95
100
40.8
(48)
70
75
80
85
90
95
100
注：表中H为遮挡高层建筑物的建筑高度。H超过100米时按照100米计算。
D为高层建筑物与被遮挡住宅或者长日照建筑的日照间距。
1为高层建筑物与被遮挡住宅或者长日照建筑主要采光面相对的高层建筑物外墙面的长度。
表中给出的高层建筑日照间距为H和1在10的整数倍情况下的数值，其他情况按D=（H＋l）／2计算，结果值小于48米时.对长日照建筑和新区开发的住宅建筑，日照间距按48米计算。
表中数字40.8为高层建筑物在旧区改造中对住宅的最小日照间距；(48)为高层建筑物对长日照建筑和新区开发中的住宅的最小日照间距。
第十三条 并列布置高层建筑物时，相邻高层建筑物之间的间距不得小于单栋高层建筑物的长边长度(两栋高层建筑物长边不同时，以长边长度大的计算)，并不得小于建筑高度的一半(按照两栋建筑物中高度大的计算)；若两栋并列高层建筑物其中之一为住宅或者两栋都是住宅时，日照间距按照《高层建筑日照间距表》中的规定执行。
高层建筑物的裙房(高度小于24米)，按照非高层建筑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在规划道路红线宽度28米以上(含28米)的道路两侧沿街布置建筑物时，只考虑规划布局，不考虑与道路对侧建筑物的日照间距。
第十五条 在我市城市规划区域内规划布置建筑物，除应当遵守本规定中的日照间距规定外，还必须符合消防、环保、人防、防灾、城市基础设施等专业规范对建筑间距的要求。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日照间距标准建设的建筑，除经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保留的外，应当予以拆除。
第十七条 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违反本规定造成后果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规定由长春市规划局负责组织实施。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4年6月6日长春市人民政府颁布的《长春市建筑间距和日照间距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