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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关系案中的消极诉讼行为

徐 亮 李志刚 张向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2001]30号)将男女双方均无配偶而未依照婚姻法的规定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定性为同居关系，取消了非法同居的提法。同时也对同居关系和事实婚姻作出了新的界定和程序性概括。该解释第五条规定：“未按婚姻法第八条规定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男女，起诉到人民法院要求离婚，应当区别对待：(一)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二)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在案件受理前补办结婚登记；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但对解除同居关系案件能否准予撤诉，是否一律判决予以解除等问题未予明确。此外，案件中往往还会遇到原告经人民法院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或应交案件受理费而不预交，申请缓、减、免交而未获批准仍不预交等情形，甚至还有在人民法院判决解除同居关系后又因和好而仍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对这些消极诉讼行为究竟应如何处理，确为审判实践中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看似小事，实则很困扰人，有时为了开庭，只好“上门服务”，加大了工作量，也加剧了案件多而物质装备严重不足的矛盾，有时眼看审限临近届满，却无法结案。
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第三十五条规定：“离婚后男女双方自愿恢复夫妻关系的，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复婚登记”。显然，未办理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关系具有违法性。由于受到传统民间习俗的影响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在我国这种行为涉及的人为数可观，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修订后的婚姻法新增了“补办登记”这一柔性规定，给实施这种行为的人们一个最后补救的机会，同时也不失为一种以利于保持社会关系稳定的权宜之计。反映了法律正视现实和对待这类客观存在的现象所持有的一种灵活的变通的态度。婚姻法解释(一)亦对此类行为人进一步作了规定，即“未补办登记的，按解除同居关系处理”，明确了未补办的法律后果。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未强调该行为的“ 非法”性。立法上这一微妙的变化，体现了涉及人类感情生活的婚姻家庭纠纷的特殊性和“特事特办”的务实态度。
婚姻法具有民法的本质，属私法范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一处分原则是根据列宁提出的国家干预
民事法律关系的理论确立的。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上的处分权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受限制的，而不是无限制的。如果当事人超越法律规定的范围行使处分权，人民法院有权代表国家对当事人的行为是否正确、合法直接进行审查和监督。但这种审查和监督、干预毕竟是有限的。仅限于对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不予批准或确认无效而已。如前所述，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行为，是民事违法行为，当然应对其予以适当的干预，但过去实行的“一律予以解除”和“给予适当的民事制裁”的做法是不现实的，这种提法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民事诉讼实行的是“不告不理”的原则，要求“离婚”(解除同居关系)的男女双方如中途和好，要求撤诉，也即不再寻求公权的救济时，此时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人民法院虽然不应准予撤诉，因为准予撤诉是对当事人的民事违法行为的放纵。但也不宜再“穷追不舍”，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判决予以解除，完全可以裁定按撤诉处理，终结诉讼，案件视同为没有起诉。那种一律解除的作法不仅有违司法的中立性和被动性要求，同时也有公权对私权的过分干涉之嫌。事实上这样处理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当然在不准予撤诉的裁定中，仍然要履行法定的告知义务，即：告知当事人到婚姻登记机关补办结婚登记的。至于当事人是否补办登记，是否“一去不复返”，我们只能听之任之，只能寄望于他们的权利意识和法律意识的提高上。但如果被告方提出反诉，也即一方当事人仍然积极寻求司法救济，或原告出于其他原因撤诉，当然应按照法律规定，对案件受理前仍未补办登记者判决解除其同居关系，而且必须解释。对子女抚养和财产分割问题，如能调解达成协议，则另行制作调解书，如调解不能，则应根据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和双方的具体情况一并作出判决。
不管是否准许撤诉，当事人和好后，往往会出现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情形，甚至判决解除同居后有时因重新和好又以夫妻名义居住在一起。对此，人民法院绝不会动用有限的人力和物力强行推动诉讼进程，“法不责众”，而对这样为数众多的人群，强制去干预他们的“私生活”，似乎有代行行政权之嫌，而且也于法无据。非止法院，其他执法机关也没有干预这类行为的法律依据。毫无意义的干预不仅无助于纠正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反而会损害生效判决的权威性和法律的严肃性，实为法律的无奈，司法的“尴尬”。
司法活动要做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一部法律的贯彻实施中，如果民众对法律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视之为“恶法”；如果公众远离司法，避之唯恐不及；如果我们无视国民特有的文化心理特点，那么，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进行一些深层次的反思：没有公众发自内心的对法治的信仰和对法律的普遍遵从、认同，没有较强的法律意识，一味积极地干预，又能取得多大的实际效果？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最后，再同刑事自诉案件作一下比较。我国刑事诉讼法亦赋予自诉案件当事人以自行和解、撤诉等权利。对告诉才处理的案件和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法院主持下调解解决。如被告人未提出反诉，自诉人的撤诉申请应予准许。自诉人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的，应当按撤诉处理。刑事(自诉)案件尚可如此处理，作为民事纠纷性质的解除同居关系案，更不应对其毫无限度地过分干预，不该出手就别出手。当事人怠于寻求公权力救济时，应及时以撤诉结案，绝不再为其浪费司法资源。放弃过去哪种管得过多过宽的印有浓厚行政化色彩的陈旧观念和力所不及的无奈吧，效率才是优位的选择。
总之，对同居关系案，“一律判决予以解除”的提法是过时的，不具有现实性、实务性和科学性。



朔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野宏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值此东亚行政法学会第9届学术大会召开之际，能够得到发表基调演讲的机会，我深感荣幸。
　 我想大家对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本学会第5届大会上由原最高法院法官园部逸夫所作的基调演讲还记忆犹新吧。按照日本式的顺序，我认为，本次基调演讲理应由为本学会的创办做出贡献的室井力教授来担当。可是，由于室井教授早年仙逝，这个顺序也就无法遵守，这样，我也就不得不登上讲台了。在此，让我们重温室井教授为本学会之创立及其运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再一次向室井教授表达我们的谢意。
　 一提到基调演讲，我想大家更多地是希望听一些介绍有关围绕当时的共同课题而开展的基本考察。不过在本学会上，除了主题之外，还会谈一些有关行政法学的发展现状、基本课题等内容，这种方式似乎已经成了惯例。我也曾想按照这个思路来进行我的演讲，但是在第5届大会上由园部先生所作的演讲，已经对日本行政法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当前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全面而准确的总结。之后尽管在日本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例如修改行政事件诉讼法和行政程序法、地方分权等，但我预计，对这些问题在接下来的个别报告中会有所涉猎。
　 因此，在此我想介绍一个目前受到日本行政法学界关注且与这次大会的两个题目（地方政府的作用和行政控制）多少有些关联的案例，并通过这一案例阐述若干在各国行政法学上具有一定共性的问题。
　 一、研究素材—神奈川县企业税案
　 在日本，企业除了要缴纳作为国税的法人税之外，还负有缴纳县税即地方税法上以法定普通税的名义规定的法人事业税的义务。神奈川县由于财政窘迫，于2001年制定了企业税条例。但是这种企业税与法人事业税不同，它不是由地方税法直接规定的法定税，而是根据地方税法上允许地方公共团体在符合一定．的必要条件下独自制定的法定外普通税。
　 具体而言，法人事业税在计算法人所得时，允许将该年度之前的亏损以结转的形式处理亏损。因此，有可能出现企业年度决算盈余却不用交法人事业税的情况。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企业税不允许结转扣除亏损，而以计算出的年度所得金额为基础对企业征收3％的税金。
　 对企业而言，用结转亏损处理的办法可以不用交法人事业税，但是如果单年度出现盈余的话却必须缴纳企业税。于是神奈川县的一个企业，以规定企业税的条例违反地方税法为由提起诉讼。由于一审判定原告胜诉（横滨地方法院2008年3月19 日判决《判例时报》第2020号第29页），而二审神奈川县反败为胜（东京高等法院2010年2月25日判决《判例时报》第2074号第32页），于是企业三审上诉到最高法院，目前正等待着最高法院的判决。
　 二、框架法（准则法）与基本法
　 在神奈川县企业税案（以下简称为“企业税案”）中，争议是围绕着该县的企业税条例是否违反地方税法而展开来的。两者不是法律与委任命令的关系。地方税法规定的是地方公共团体在制定税务条例之际的基准，与有关委任立法的审查方法无关。也就是说，地方税法在尊重地方公共团体财政自主权的同时，为了防止税制因地方团体不同引起居民的税负显著失衡，而以国家法的形式设定了统一的基准或界限。这与宪法上的保障地方自治的原理并不相悖。学术界在表现上述地方税法的性质时，采用了准则法、基准法、范围法、框架法等术语，但用法至今尚未统一。在此，我暂且采用能够如实地反映了其性质的“框架法”这一用语。地方公务员法、地方财政法也同样属于框架法。尽管地方自治法也可以被定位为基本法，但其中却包含了许多具有框架法性质的规定。因此，有关地方自治的通则性法典即地方自治法属于框架法的范畴，其作为日本法体系的一个类型，成为行政法研究的对象。关于框架法，在日本就其本身的研究尚未深入开展，以下暂且就其中若干问题加以说明。
　 （1）尽管框架法被解释为主要是规范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关系的法，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规范在与国家关系中享有自治权的团体和国家间的基本关系之法。例如，在日本，因为国立大学也享有宪法上自治权之保障（宪法第23条），所以也可以将规范国立大学之组织和运营的国立大学法理解为这样的一种框架法。
　 （2）框架法具有两个不同的功能：一个是作为国家法的框架法，其只提出有关某种制度的基本框架，至于具体的规定，则交由地方性法规来规定。因此，在与地方公共团体的关系上，它具有保护地方自治的功能。另一个是，框架法从保护超越个别地方公共团体之利益（也可称之为国家性的利益）的角度出发，给团体的活动规定了一定的界限，所以在与地方公共团体的关系上其具有参与地方自治的功能。这一点，从框架法的性质来看，与其说这是框架法本来的功能，莫不如说是一种派生功能。可是，不管是地方自治也好，还是大学自治也罢，当宪法上关于保障自治权的广度及深度的界定不明确时，在框架法这种形式下，国家的利益或意志有可能优先[1]。
　 （3）企业税事件为检验这两种功能相互冲突的情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具体地说，地方税法在列举了地方公共团体可以课取10种法定税（第4条第2款）的同时，另外也允许地方公共团体可以课取其他普通税（法定外普通税）（同条第3款）。被告神奈川县重视作为框架法的地方税法之保护地方自治功能。与此相对的是原告企业强调的是地方税法所规定的界限。当然，这样的主张是因为出于有利于企业利益之考虑。
　 （4）我认为，像这样的问题是会随着地方政府职责重要性的增大，而必然产生的普遍现象。实际上德国法的“Rahmengesetz”在日本也是广为人知的法形式。例如在“Rahmengesetz zur Vereinheitlichung des Beamtenrechts, Hochschul-rahmengesetz”当中，先用联邦法规定官吏法、大学法的大框架，然后由各邦在该框架内制定具体的规定。在这一点上，它与日本的公务员法等法律相似。德国的“Rahmengesetz”有时也被翻译成基准法、框架法、准则法等。但是，“Rahmengesetz”在各自具有固有的立法权限之联邦制度下，承担着调整联邦法与邦法关系的作用，与规范国家和自治体之关系的日本法中的框架法在前提上有所不同。除了翻译用语本身有待商榷外，也因2006年联邦宪法的修改而被废止。但是，我希望当我们探讨如何调整政府间立法权限关系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课题时，能够关注德国“Rahmengesetzgebung”的理论与实务状态。这可以为加深我们的讨论提供丰富的信息。
　 （5）在日本，除了框架法之外，还存在着许多带有基本法名称的法律。尽管其内容多种多样，但基本法一般不具有直接规范国民、企业、地方公共团体等的规定。不管是消费者基本法，还是犯罪被害者等基本法，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基本法除了规定法律之目的、基本理念、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的责任与义务之外，有的还规定企业和国民的责任与义务。其中，甚至还包含着一些类似于道德规范性质的规定。因此，基本法并不是制定法律规范（Rechtssatz）。在这一点上，尽管其与框架法有相似之处，但在另一方面，却与为自治体立法作用制定法的界限的框架法相异。因此，基本法虽然采取了法律的形式，但却与西欧法中的法律规范的性质不同。实际上，在西欧各国既不存在带有基本法名称的法律，也不存在内容上与日本法的基本法相对应的法律。此外，德国的“Grundgesetz”在日本被翻译为基本法，可是自不待言它是宪法法典，与按照通常的法律制定程序一样制定的日本基本法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对此问题在此暂且不进行深入讨论。就我所知，与西欧法里不存在基本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上除日本之外，承认基本法之存在的，还有韩国和台湾 [2]。
　 我们是把这种现象看作东亚特有的现象，还是把它视为作为以法律的形式来表达国家意志的方式，超越了东亚而成为现代国家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从行政法学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与今后框架法的发展一样，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命题。
　 三、行政法总论与各论
　 在日本，企业税案是按照行政事件诉讼之一撤销诉讼来处理的。由于在日本不存在租税法院，所以有关租税的诉讼也与通常的行政事件一样服从同一法院的管辖。可是，在税务诉讼理论当中，存在着与诸如处分性论、举证责任论等通常的行政诉讼不同的论点，因此在日本有关税务诉讼理论的议论相当活跃。而且，从租税实体法的层面来看，由于存在着很多大大超出行政法一般理论范围的论题，所以现在租税法已经从行政法学中独立出来而成为租税法学的研究对象。在行政法体系中，区分行政法总论与行政法各论之意义，还有行政法各论之存在的意义等问题，以前在日本已经有过探讨 [3]。因此在本报告中，我以企业税案为素材，仅就租税论和行政活动一般论的关系这一问题加以考察。
　 依我个人的观点来看，企业税问题的关键在于：法人税及法人事业税在本质上附带有扣除结转亏损的制度，而作为否认此制度的结果而登场的企业税，它到底有没有超越框架法之地方税法所定的界限呢？其中扣除结转亏损制度在法人税法上应该如何定位这一问题正是作为租税实体法的租税法学、进而是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在此没有行政法一般论置喙的余地。尽管如此，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说这个案件与行政法学毫无关联了呢？其实绝非如此。首先在法人税及法人事业税与扣除结转亏损制度的关系方面，在此暂且不论其在租税法和财政学上是否已经有明确规定，而当其间的关系并非明确之际，我想不管是站在哪个立场上，都有必要就法律的不足之处进行补充与探讨。到那时，有关于保障地方自治密切相关的框架法之性质以及存在于其背后的自主财政论等争论，将会成为很大的论点。此外，在企业税案件中，在原告的主张与被告对其的反驳之中，也就诸如法律与条例的关系、比例原则、平等原则、适用违宪等有关行政活动在公法上的各项原则进行了讨论。就租税事件是行政事件而言，宪法、行政法的基本原理是如何实现的这个问题，是宪法和行政法学的重要关心所在。换言之，一般行政法的基本原理在个别具体的行政过程中是否具有效力，这一点将要受到验证。对此，企业税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事例。
　 另外，尽管在企业税案中没有被提及，在日本，有关在行政法总论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行政调查的研究经历了如下的变化：先是在税法学领域以涉及税务调查与人权保障之关系的最高法院判决为素材，进行了深入地研究。之后以吸收其研究成果的形式，从前被视为即时强制之一的税务调查，现已作为行政调查逐渐地被行政法总论所接纳 [4]。
　 是应该称之为行政法各论还是特殊法，抑或作为独立法加以整理呢？尽管这个概念问题尚有待今后的探讨，但是在此必须注意的是：个别行政法领域与行政法总论是密切相关相互依存的。我认为无视个别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而固执行政法的传统理论，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利益错综复杂的现代行政。反之，也不能因为过于强调个别行政法领域的特殊性，而歪曲了现代法的基本原理。
　 四、理论与实务
　 在企业税案中引起议论的不仅是地方财政学、租税法学，还有公法学上所形成的一般理论。这是因为企业税这个主张本身来源于以财政学、税法学等学者为骨干的研究会之报告。原告和被告间的理论斗争也是围绕这个研究报告的成果而进行的。当时，很多税法、行政法、宪法学者分成原告和被告两方，分别向法院提交了意见书。这也是企业税案的特色之一。二审判决具体列举了提交意见书的学者姓名，此举也是没有先例的（在二审阶段原告方（被上诉人）意见书7份，被告方（上诉人）10份）。这如实地反映出法院认为本案的争点是需要慎重斟酌的难题。
　 法律学者应当事人的请求撰写意见书之举，在日本并非少见。据说在德国也常有法律学教授就与具体诉讼的关系而撰写“Gutachten”的，有时甚至将其作为著作公开发表。
　 事实上意见书在裁判过程中到底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对此我不太清楚。不过据传闻，似乎因法院或法官而异。法律学者并非只局限于在事后撰写一些理论性和体系性的论文、进行判例评释或判例解说。在现实的诉讼中，他们从自己的理论立场出发就案件发表意见之举，起到了沟通理论与实际之作用，是值得给予积极评价的。特别是在现代型诉讼当中，当政策论和解释论相互关联区分不清、或是利益错综复杂之际，意见书就更有其存在的道理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税案作为学者们也参与其中的现代型诉讼，虽不多见却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现象。另一方面，由于意见书是应诉讼当事人的委托而做成的，因此应该注意避免自己的理论受到委托人意愿的左右。
　 五、结语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从我出席东亚行政法学会第1届学术大会算起，一转眼已经15年了。其间，我们从两年一度的学术大会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国在完善行政法制度、加强行政法研究的双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另外，东亚自身在经济交流、社会交流领域发生的变化也是惊人的。也许法文化交流注定落后于其他文化的交流。但是东亚各国肩负着相同的使命，即必须同步解决如何使现代法落地生根和怎样应对当代法的课题，在这一点上，东亚的相同之处甚多。如果承蒙您把我今天的发言也作为其中的一个例子的话，我将感到非常荣幸。



注释:
[1]参见?c野宏「地方公?赵狈ㄖ皮?溥w—法制定60周年を迎ぇて」地方公?赵痹卤 2010年11月号18页注（13）。
[2]?c野宏「基本法について」,『日本学士院纪要』63卷1号（2008年）20页以下。
[3]?c野宏「行政法の对象と??臁梗?980年），?c野宏『公法と私法』（有斐阁1989年）247页以下。
[4]?c野宏「行政法の对象と??臁梗?980年），?c野宏『公法と私法』（有斐阁1989年）247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