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企业以图书形式发布广告有关问题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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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企业以图书形式发布广告有关问题的答复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企业以图书形式发布广告有关问题的答复
工商广字[2001]第162号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你局《关于企业以图书形式发布违法商业广告行为的认定和处理问题的请示》（沪工商广[2001]第228号）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广告是指商品经营者或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或形式，直接或间接地介绍所推销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而进行的自我宣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广告宣传的内容和形式相当广泛，只要其具备了商业广告的构成特征就可以认为商业广告。因此，对企业利用图书形式发布商业广告的行为，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二00一年六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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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我国律师刑事辩护的现状
刘成江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并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此次律师法的修订，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在刑事诉讼格局的设计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刑事诉讼弱者的保护。这种制度的设定使司法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不平等的天平向弱者倾斜。这种法制的完善使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公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和权利得到维护和张扬，有利于律师以其合法的职能来维护刑事诉讼弱者的合法权益。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律的协调统一，届时，刑事诉讼格局将会发生一系列新变化。
1、侦查阶段取得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依据刑事诉讼的现有规定，可见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但要受制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是否批准，何时批准，批准会见的时间，会见的次数，会见的内容，均取决于侦查机关。律师完全处于被动局面。由于侦查工作具有时限性，封闭性，保密性等特点，侦查机关一般情况下，并不希望律师及早接触犯罪嫌疑人，安排律师会见，往往在案件突破之后。因此，在相当范围的地区，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能够得到及时批准的属个别，不能及时批准会见的为普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受时间限制的属个别，限制时间的为普遍；同意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两次以上属个别，只允许律师会见一次的为普遍。由于律师不能完全自主地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往往成为摆设，不能充分发挥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侦查阶段的会见难是律师界的普遍呐喊，也是一些律师在案件的侦查阶段不愿意承接当事人委托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一状态，修订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规定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可会见，不需侦查机关批准，不受会见时间、次数的限制。律师在侦查阶段履行职责受制于侦查机关的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扭转。
2、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
如果说律师取得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是一种形式状态，那么律师取得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则是实质状态。二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要为内容服务。目前，律师尽管能够得到允许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机会，但完全达不到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谈的程度。其原因一是法律上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而实际上侦查机关几乎都派员在场。在此情况下，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双方涉及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证据的调取等案情的探讨；对是否受到体罚虐待、逼供、诱供等侦查人员违法行为的申诉控告，都会由于侦查人员在场而使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之间的会见交谈势必有所保留，且无可奈何。二是侦查机关的约束。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实践中，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容易，但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则受限制。有些案件，侦查机关需要审查律师的会见提纲，明确告之和犯罪嫌疑人禁谈案情。这就使律师求之不易的会见权受到实质的限制和剥夺。修订后的律师法对此明确，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有关案情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侦查人员在场监听的局面，也不允许其他形式的监听。由此，律师可以在法律和职业纪律允许的范围内，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自由交谈，以期更全面地了解案情，取得对犯罪嫌疑人有效的法律帮助和对其利益的最大维护。
3、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调查取证权。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在刑事诉讼举证、质证、认证制度方面已经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对抗思想的合理因素，但另一方面取证制度仍保留传统的职权主义色彩，控辩双方取证显现明显的不平等对抗。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为例，该法第九十六条仅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法律咨询权，代理申诉、控告权，申请取保候审权，了解涉嫌罪名权和会见权，并没有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存在着妨碍侦查的极大风险。而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对此有了较大突破。该条款除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外，还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该条款并没有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排除在侦查阶段之外。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及亲属所提供的案情，根据自已对案件的分析，通过调查取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和减轻处罚的证据，以使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及时全面调查案情，提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侦结意见和审查起诉意见。
4、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
辩护权是指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而进行申辩活动的权利。辩护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职能之一，刑事诉讼的进行依赖于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职能交互作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刑事诉讼的进程。辩护制度在诉讼中的意义，一是制约侦、控、审活动，有利于司法机关全面客观了解案情，正确运用法律，保持案件质量；二是体现了诉讼的公正和民主，有利于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的作用，是刑事诉讼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按照刑事诉讼理论，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基本权利，本来就应该贯穿于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庭审的全过程。但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定位仅仅是受侦查机关制约的，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人员，侦查阶段的律师还不属于辩护律师。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称谓，只有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律师的角色方称为辩护律师，才具有法律规定的辩护权。之所以认为修订后的律师法使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是因为尽管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是辩护律师，但实际上也可以行使辩护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提供辩护意见并不会受到侦查机关的拒绝，只不过因为律师在现有阶段因权利所限，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而已。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除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之外的一切权利，为律师在侦查阶段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条件和空间。辩护权具有动态性，即伴随着控诉权的行使而行使，有控诉才有辩护，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指控涉嫌犯罪受到讯问或羁押，律师此时不能提供辩护，有悖于刑事诉讼的宗旨；辩护权具有针对性，辩护权是针对控诉方所指控的具体罪名和涉案事实而进行的相对性辩护。不同阶段辩护律师依据所知悉的控方指控内容可以发表不同的辩护意见。既可以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进行辩护，也可以选择在审查起诉或者法庭审理阶段，针对控诉方的指控及时进行辩护，具有较大的辩护空间。毫无疑问，律师通过侦查阶段在行使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的基础上，提出辩护意见，对于侦查机关全面研究案情，客观收集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性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有重大意义。
5、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查阅、复制案卷材料权。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律师在此阶段接触案件材料仅限于侦查机关的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而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中指控涉嫌犯罪的事实往往笼而统之，鉴定材料仅是证据之一，不能囊括全部案情。律师接触案情狭窄，不能了解掌握控方的主要证据，所以，客观上辩护律师和公诉人相比，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时，律师提供辩护意见的针对性、客观性和完整性均受到影响，很难提供有效的辩护意见。通常，律师只要认为案件需要起诉，一般不向公诉机关提供辩护意见，待案件移送到法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后，再发表庭审辩护意见。本次律师法的修订在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案件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规定基本上使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有了同等的阅卷权，对于辩护律师及时掌握控诉证据，及时与犯罪嫌疑人核对涉案事实，有针对性地收集辩护证据，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条件。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
（2002年7月28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法律保护，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被告人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保障制度。
第三条 法律援助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协调、监督并组织实施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受理并确定法律援助事项，指派承办人员，管理、筹集法律援助资金。
第四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
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及法律援助志愿者。
第五条 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包括财政预算拨款和依法接受的捐赠款。政府应当逐步加大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投入。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用于法律援助，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六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工作。国家机关、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社会团体和法律院校经司法行政部门批准可以设立法律援助服务组织。
鼓励法律服务组织和法律服务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第七条 对从事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法律援助人员，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对象和范围
第八条 法律援助的对象是：（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二）经济困难的优抚对象；（三）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收养人员；（四）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的人员；（五）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孤寡老人、孤儿；（六）其他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人员。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确定。
第九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第十条 法律援助的范围是：（一）请求获得刑事辩护、刑事诉讼代理；（二）请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三）请求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事故等损害赔偿；（四）请求国家赔偿；（五）请求给付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六）请求办理与公民人身、财产相关的公证事项；（七）确需法律援助的其他法律事项。
第三章 管 辖
第十一条 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由案件处理机关所在地与该机关同级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二条 本省跨地区的法律援助案件，由共同的上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共同办理。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所需费用由委托方承担；受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办理。
第四章 程 序
第十四条 当事人需要法律援助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当事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由其监护人或者有关的社会组织代为申请。当事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由其近亲属或者有关的社会组织代为申请。
代为申请的，代为申请人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与申请人关系的证明。
第十六条 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交以下材料：（一）有效身份证件；（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有效证明，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三）与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材料；（四）保证所提交材料真实的声明。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或者代为申请人所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问的，可以要求其补充或者说明，也可以进行调查。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接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的身份、经济状况、申请援助的事项进行审查，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或者代为申请人。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与受援人或者代为申请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申请人或者代为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决定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审。司法行政部门自接到复审申请之日起应当于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审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或者代为申请人及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条 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被告人，由法律援助机构依据人民法院的指定给予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以及起诉书副本或者一审判决书副本送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因被告人经济困难指定辩护的，人民法院还应当附送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证明。
第五章 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或者经司法行政部门复审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决定作出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指定辩护通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包括以下形式：（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二）刑事辩护、刑事诉讼代理；（三）民事诉讼代理；（四）行政诉讼代理；（五）公证证明；（六）行政复议、仲裁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不得委托他人办理或者拖延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不得索取、收受受援人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未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不得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第二十四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中，有权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决定终止法律援助，并书面通知受援人和案件处理机关：
（一）受援人不如实申报经济状况，经查实不属于法律援助对象的；（二）受援人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受援人不如实陈述案情，不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其他材料，提供的证据和其他材料不真实，或者不协助援助人员进行案件调查，严重影响法律援助事项办理的；
（四）受援人无正当理由要求更换法律援助人员的；（五）受援人自行聘请律师或者其他法律服务人员的。
申请人或者代为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申请复审。
第二十六条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的过程中，有权向法律援助人员了解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
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未适当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并将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卷宗的副卷送法律援助机构存档。
法律援助机构在接到法律援助人员提交的结案报告后，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理援助事项的合理支出和补助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条件、应予法律援助的对象，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二）明知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三）不在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的；（四）不在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复审决定的；（五）无正当理由终止法律援助的；（六）索取、收受受援人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七）贪污、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前款（六）、（七）项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故意拖延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终止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建议司法行政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安徽省公证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时，由于过错致使受援人遭受经济损失，受援人要求赔偿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弄虚作假，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证明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建议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刘成江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并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此次律师法的修订，有效地解决了刑事诉讼中律师执业存在的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问题，在刑事诉讼格局的设计上体现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些刑事诉讼弱者的保护。这种制度的设定使司法机关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间不平等的天平向弱者倾斜。这种法制的完善使司法机关行使国家公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被追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和权利得到维护和张扬，有利于律师以其合法的职能来维护刑事诉讼弱者的合法权益。随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诉讼法律的协调统一，届时，刑事诉讼格局将会发生一系列新变化。
1、侦查阶段取得了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受委托的律师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依据刑事诉讼的现有规定，可见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可以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但要受制于侦查机关的批准。侦查机关是否批准，何时批准，批准会见的时间，会见的次数，会见的内容，均取决于侦查机关。律师完全处于被动局面。由于侦查工作具有时限性，封闭性，保密性等特点，侦查机关一般情况下，并不希望律师及早接触犯罪嫌疑人，安排律师会见，往往在案件突破之后。因此，在相当范围的地区，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要求能够得到及时批准的属个别，不能及时批准会见的为普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受时间限制的属个别，限制时间的为普遍；同意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两次以上属个别，只允许律师会见一次的为普遍。由于律师不能完全自主地会见犯罪嫌疑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工作往往成为摆设，不能充分发挥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侦查阶段的会见难是律师界的普遍呐喊，也是一些律师在案件的侦查阶段不愿意承接当事人委托的主要因素。针对这一状态，修订后的律师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受委托的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这一规定赋予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律师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日，即可会见，不需侦查机关批准，不受会见时间、次数的限制。律师在侦查阶段履行职责受制于侦查机关的局面将会得到根本扭转。
2、在侦查阶段取得了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
如果说律师取得会见犯罪嫌疑人的主动权是一种形式状态，那么律师取得与犯罪嫌疑人交流的自由权则是实质状态。二者是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形式要为内容服务。目前，律师尽管能够得到允许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机会，但完全达不到与犯罪嫌疑人自由交谈的程度。其原因一是法律上的限制。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而实际上侦查机关几乎都派员在场。在此情况下，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双方涉及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证据的调取等案情的探讨；对是否受到体罚虐待、逼供、诱供等侦查人员违法行为的申诉控告，都会由于侦查人员在场而使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之间的会见交谈势必有所保留，且无可奈何。二是侦查机关的约束。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但实践中，律师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容易，但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则受限制。有些案件，侦查机关需要审查律师的会见提纲，明确告之和犯罪嫌疑人禁谈案情。这就使律师求之不易的会见权受到实质的限制和剥夺。修订后的律师法对此明确，受委托的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有关案情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这就从根本上摆脱了侦查人员在场监听的局面，也不允许其他形式的监听。由此，律师可以在法律和职业纪律允许的范围内，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自由交谈，以期更全面地了解案情，取得对犯罪嫌疑人有效的法律帮助和对其利益的最大维护。
3、在侦查阶段取得了调查取证权。
我国刑事司法改革在刑事诉讼举证、质证、认证制度方面已经吸收了当事人主义对抗思想的合理因素，但另一方面取证制度仍保留传统的职权主义色彩，控辩双方取证显现明显的不平等对抗。以现行刑事诉讼法为例，该法第九十六条仅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法律咨询权，代理申诉、控告权，申请取保候审权，了解涉嫌罪名权和会见权，并没有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进行调查取证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存在着妨碍侦查的极大风险。而律师法第三十五条对此有了较大突破。该条款除规定“受委托的律师根据案情的需要，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外，还规定“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向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调查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情况。”该条款并没有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排除在侦查阶段之外。因此，律师在侦查阶段依法享有调查取证权。律师可以根据犯罪嫌疑人及亲属所提供的案情，根据自已对案件的分析，通过调查取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和减轻处罚的证据，以使侦查机关或公诉机关及时全面调查案情，提出对犯罪嫌疑人有利的侦结意见和审查起诉意见。
4、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
辩护权是指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及其辩护人针对控诉而进行申辩活动的权利。辩护权是现代刑事诉讼的重要职能之一，刑事诉讼的进行依赖于控诉、辩护、审判三种职能交互作用，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刑事诉讼的进程。辩护制度在诉讼中的意义，一是制约侦、控、审活动，有利于司法机关全面客观了解案情，正确运用法律，保持案件质量；二是体现了诉讼的公正和民主，有利于充分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和诉讼权利。充分发挥辩护的作用，是刑事诉讼民主化的重要体现。按照刑事诉讼理论，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享有的基本权利，本来就应该贯穿于案件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庭审的全过程。但现行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定位仅仅是受侦查机关制约的，对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专业人员，侦查阶段的律师还不属于辩护律师。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的称谓，只有在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审查起诉后律师的角色方称为辩护律师，才具有法律规定的辩护权。之所以认为修订后的律师法使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是因为尽管目前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不是辩护律师，但实际上也可以行使辩护权，律师在侦查阶段提供辩护意见并不会受到侦查机关的拒绝，只不过因为律师在现有阶段因权利所限，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辩护意见而已。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具有除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之外的一切权利，为律师在侦查阶段更好地行使辩护权提供了条件和空间。辩护权具有动态性，即伴随着控诉权的行使而行使，有控诉才有辩护，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指控涉嫌犯罪受到讯问或羁押，律师此时不能提供辩护，有悖于刑事诉讼的宗旨；辩护权具有针对性，辩护权是针对控诉方所指控的具体罪名和涉案事实而进行的相对性辩护。不同阶段辩护律师依据所知悉的控方指控内容可以发表不同的辩护意见。既可以在侦查阶段对侦查机关指控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进行辩护，也可以选择在审查起诉或者法庭审理阶段，针对控诉方的指控及时进行辩护，具有较大的辩护空间。毫无疑问，律师通过侦查阶段在行使会见权、调查取证权的基础上，提出辩护意见，对于侦查机关全面研究案情，客观收集证据，准确认定案件性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有重大意义。
5、在审查起诉阶段具有查阅、复制案卷材料权。
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律师在此阶段接触案件材料仅限于侦查机关的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而移送审查起诉意见书中指控涉嫌犯罪的事实往往笼而统之，鉴定材料仅是证据之一，不能囊括全部案情。律师接触案情狭窄，不能了解掌握控方的主要证据，所以，客观上辩护律师和公诉人相比，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时，律师提供辩护意见的针对性、客观性和完整性均受到影响，很难提供有效的辩护意见。通常，律师只要认为案件需要起诉，一般不向公诉机关提供辩护意见，待案件移送到法院、查阅全部案卷材料后，再发表庭审辩护意见。本次律师法的修订在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的基础上，又增加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案卷材料”，这是法律赋予律师案件知情权的一个重要突破。这一规定基本上使公诉人和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有了同等的阅卷权，对于辩护律师及时掌握控诉证据，及时与犯罪嫌疑人核对涉案事实，有针对性地收集辩护证据，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条件。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
安徽省法律援助条例
（2002年7月28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法律援助工作，保障公民平等地享受法律保护，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法律援助，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为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的被告人减、免收费提供法律服务的法律保障制度。
第三条 法律援助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原则。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主管法律援助工作。
法律援助机构负责指导、协调、监督并组织实施本辖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受理并确定法律援助事项，指派承办人员，管理、筹集法律援助资金。
第四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
法律援助人员是指履行法律援助义务的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和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公证员及法律援助志愿者。
第五条 法律援助经费的来源包括财政预算拨款和依法接受的捐赠款。政府应当逐步加大对法律援助事业的投入。
法律援助经费应当专用于法律援助，并接受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督。
第六条 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法律援助制度的宣传工作。国家机关、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当支持、配合法律援助机构和法律援助人员开展法律援助工作。
社会团体和法律院校经司法行政部门批准可以设立法律援助服务组织。
鼓励法律服务组织和法律服务人员参与法律援助工作。
第七条 对从事法律援助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法律援助人员，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对象和范围
第八条 法律援助的对象是：（一）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二）经济困难的优抚对象；（三）社会福利机构中由政府供养的收养人员；（四）因自然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造成经济困难，正在接受国家救济的人员；（五）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孤寡老人、孤儿；（六）其他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人员。经济困难的标准，参照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确定。
第九条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聋、哑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获得法律援助。
第十条 法律援助的范围是：（一）请求获得刑事辩护、刑事诉讼代理；（二）请求给付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三）请求交通事故、工伤事故、医疗事故等损害赔偿；（四）请求国家赔偿；（五）请求给付抚恤金、救济金、社会保险金、劳动报酬；（六）请求办理与公民人身、财产相关的公证事项；（七）确需法律援助的其他法律事项。
第三章 管 辖
第十一条 诉讼案件和非诉讼案件的法律援助由案件处理机关所在地与该机关同级的法律援助机构受理。
第十二条 本省跨地区的法律援助案件，由共同的上级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有关法律援助机构共同办理。
第十三条 法律援助机构根据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需要，可以委托异地法律援助机构代为调查取证、送达法律文书，所需费用由委托方承担；受委托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及时办理。
第四章 程 序
第十四条 当事人需要法律援助的，应当向有管辖权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第十五条 当事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由其监护人或者有关的社会组织代为申请。当事人被限制人身自由的，由其近亲属或者有关的社会组织代为申请。
代为申请的，代为申请人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与申请人关系的证明。
第十六条 申请法律援助应提交以下材料：（一）有效身份证件；（二）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有效证明，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出具的经济困难证明；（三）与法律援助事项相关的材料；（四）保证所提交材料真实的声明。
第十七条 法律援助机构认为申请人或者代为申请人所提供的材料不完备或者有疑问的，可以要求其补充或者说明，也可以进行调查。
第十八条 法律援助机构接到法律援助申请后，应当对申请人的身份、经济状况、申请援助的事项进行审查，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给予法律援助的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或者代为申请人。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应当与受援人或者代为申请人签订法律援助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申请人或者代为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的不予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决定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主管的司法行政部门申请复审。司法行政部门自接到复审申请之日起应当于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审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或者代为申请人及法律援助机构。
第二十条 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被告人，由法律援助机构依据人民法院的指定给予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应当在开庭10日前，将指定辩护通知书以及起诉书副本或者一审判决书副本送相关的法律援助机构。因被告人经济困难指定辩护的，人民法院还应当附送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项规定的证明。
第五章 组织实施
第二十一条 法律援助机构决定给予法律援助，或者经司法行政部门复审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决定作出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指定辩护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在接到人民法院指定辩护通知书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指派法律援助人员实施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人员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
第二十二条 法律援助包括以下形式：（一）法律咨询、代拟法律文书；（二）刑事辩护、刑事诉讼代理；（三）民事诉讼代理；（四）行政诉讼代理；（五）公证证明；（六）行政复议、仲裁等非诉讼法律事务代理。
第二十三条 法律援助人员应当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依法履行法律援助义务，不得委托他人办理或者拖延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不得索取、收受受援人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未经法律援助机构批准，不得终止办理法律援助事项。
第二十四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中，有权要求受援人提供与法律援助事项有关的材料。
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决定终止法律援助，并书面通知受援人和案件处理机关：
（一）受援人不如实申报经济状况，经查实不属于法律援助对象的；（二）受援人经济状况发生变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三）受援人不如实陈述案情，不提供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和其他材料，提供的证据和其他材料不真实，或者不协助援助人员进行案件调查，严重影响法律援助事项办理的；
（四）受援人无正当理由要求更换法律援助人员的；（五）受援人自行聘请律师或者其他法律服务人员的。
申请人或者代为申请人对法律援助机构作出终止法律援助的决定有异议的，可以依照本条例第十九条的规定申请复审。
第二十六条 受援人在接受法律援助的过程中，有权向法律援助人员了解法律援助事项办理情况。
有事实证明法律援助人员未适当履行职责的，受援人可以要求法律援助机构更换法律援助人员。
第二十七条 法律援助事项办结后，法律援助人员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结案报告，并将办理法律援助事项的卷宗的副卷送法律援助机构存档。
法律援助机构在接到法律援助人员提交的结案报告后，应当向法律援助人员支付办理援助事项的合理支出和补助费。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司法行政部门、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行政处分：
（一）对符合条件、应予法律援助的对象，决定不予法律援助的；（二）明知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而决定给予法律援助的；（三）不在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审查决定的；（四）不在本条例规定的期限内作出复审决定的；（五）无正当理由终止法律援助的；（六）索取、收受受援人钱物或者牟取其他不正当利益的；（七）贪污、挪用法律援助经费的。前款（六）、（七）项行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法律援助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拒不履行法律援助义务，或者故意拖延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终止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建议司法行政部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安徽省公证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条 法律援助人员在办理法律援助事项时，由于过错致使受援人遭受经济损失，受援人要求赔偿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三十一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弄虚作假，出具与事实不符的证明的，法律援助机构可以建议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2年10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