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黎川县人民法院对江苏省宜兴市堰头工业联合公司采取诉前财产保全措施执行情况报告的有关问题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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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９６年３月２５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增进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两国经贸合作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同意根据两国有效法律和法规，鼓励和促进两国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发展双边在经济、投资和技术领域的合作。

　　第二条　缔约双方鼓励各自的企业在以下方面进行合作：
　　１、商品和服务贸易；
　　２、兴办贸易、经济和技术领域的发展项目；
　　３、两国企业和公民在对方国家相互投资，兴办合资、合作和独资企业；
　　４、为执行合作项目互派和培训必要的技术人员。

　　第三条　缔约双方同意对于下列各项不给予对方以歧视待遇：
　　１、海关方面，出口到对方的商品，或从对方进口或过境的商品的关税及其它一切有关税捐；
　　２、有关进口、出口过境及进口、出口或过境货物的存仓、装卸等海关法律和条例及其有关税收；
　　３、缔约任何一方不得对从对方进口的任何商品或向对方出口的任何商品施加任何限制或禁止，除非这种限制适用于其他所有国家；
　　４、缔约任何一方的船只、飞机及其工作人员和货物在对方的水域、港口和机场享受给予其他国家在这方面的同等待遇。
　　上述条款不适用于缔约双方的沿海航运及领水捕鱼。
　　缔约双方保证接受缔约另一方的有关当局签发或批准的有关船籍、吨位注册、船员身份的一切证件及有关船只和货物的其他单证。

　　第四条　本协定第三条中规定的不歧视待遇不适用于：
　　１、缔约一方给予或将给予其邻国为便利边境和过境贸易的利益；
　　２、缔约一方已经或将要成为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成员所得的优惠；
　　３、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已给予或将来可能给予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优惠；
　　４、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已参加或将参加的发展中国家间为扩大贸易和经济合作的任何协定所给予的利益及优惠；
　　５、为了保护公共卫生或保护植物、动物免受病害衰退和死亡的禁令和限制。

　　第五条　在本协定范围内，缔约双方达成的协议和签订的合同项下的付款均以可自由兑换货币支付。

　　第六条　缔约双方鼓励两国贸易团组互访，相互举办和参加展览会，并为此提供必要的便利。
　　缔约双方根据各自有效的法律、法规，允许对方公司、企业在本国设立分支机构，并为此提供必要的便利。

　　第七条　为了增进两国贸易，缔约双方在海运方面相互提供可能的便利。

　　第八条　缔约双方同意成立一个由双方政府部门代表组成的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负责监督本协定的执行，研究双方在贸易、经济、投资和技术领域内扩大合作的方法和途径，协商解决合作中可能产生的问题。
　　在缔约任何一方的要求下，该委员会应举行会议。会议的地点将轮流安排在北京和开罗，时间由双方商定。

　　第九条　本协定经双方政府履行各自的法律程序，并相互通知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一年。在期满前三个月，如缔约任何一方未以书面通知另一方要求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的有效期将自动延长一年，并依此法顺延。
　　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一九八五年八月四日在北京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贸易协定同时失效。
　　本协定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开罗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阿拉伯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发生解释争议时，以英文文本为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代表

　　　　　　　　　　关于通告中埃经济贸易协定生效的函

海关总署：
　　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在开罗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协定》已经两国政府履行了使协定生效所必需的法律程序。我外交部和埃及驻华使馆已经分别照会对方确认，该协定自一九九六年三月一日起正式生效。现将协定文本送上，请参照执行。
浅析刑事诉讼中询问证人（被害人）的时间

刘仕杰


　　在刑事诉讼中询问证人（被害人）的时间长度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给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着有的办案单位参考刑诉法九十二条进行掌握的情况，为此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思考。笔者的观点是询问证人（或被害人）的时间长度应当是在不限制证人（或被害人）人身自由的前提下，证人（或被害人）自愿配合司法机关取证的时间长度。这一时间长度既有可能少于12小时，也可能多于12小时。具体理由如下：

　　 一、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宪法原则要求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同样受到保护，因此司法机关不能人为地确定和约束证人（或被害人）的出证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为了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又兼顾打击犯罪开展刑事诉讼的需要，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几种强制措施，并通过第九十二条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规定了讯问的是时间长度，即“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由于该条款只规定在第二章第二节中关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中，且在该章第三节关于“询问证人”的规定中不存在类似规定，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实现12小时以内的讯问方式只适用于犯罪嫌疑人，而不适用于证人（或被害人）。

　　证人（或被害人）属于宪法意义下的公民，是合法的、守法的公民，而且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犯罪嫌疑人种类，应当具有完全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权利。虽然在刑事诉讼中证人（或被害人）有配合司法机关办案出证的义务，但是面对司法机关的取证活动仍然具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权利。因此从保护人权的角度审视证人（或被害人）配合出证的时间长度，我们虽然不能从刑诉法的具体规定上找到答案，但我们可以从证人（或被害人）与其他公民具有同样的人身自由权上得出一个最基本的答案，那就是司法机关在开展办案取证过程中必须要像尊重其他公民的人身自由权一样尊重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那么在取证时间上必须照顾到证人（或被害人）的生活、生产和工作等情况，必须征求证人（或被害人）的同意，不能通过限制和约束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方式自行确定一个时间段来达到取证的目的。因为讯问与询问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可以限制人身自由，后者则不能限制人身自由。

　　如果司法机关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具有一定的人身自由权，与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存在着相似性的角度出发，并以此为参照，将向证人（或被害人）取证的时间长度也掌握在12小时以内，应该说体现出司法机关积极保护证人（被害人）权利的思想。因为，我们有的证人（被害人）必竟存在着法律意识不强、自我保护意识薄弱的问题，在面对司法机关询问时很难主动、有意识地维护自身的权利。基于上述理由，如果司法机关再人为、主动地突破12小时，就会出现对证人（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保护反不及对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权限制的奇怪现象。这不仅是司法权对证人（被害人）人权的侵犯，也是对所有合法公民自由权的侵犯。

　　笔者认为，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之所以没有对证人（或被害人）的询问在时间上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可能就存在着立法者认为不能对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加以限制的立法本意，因为证人（或被害人）是正常的公民，因此没有办法规定出配合取证的时间长度。

　　二、刑诉法的基本原则要求司法机关不能突破现有法律的规定，不能人为地确定和约束证人（或被害人）的出证时间。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二款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刑诉法和其他法律”。这一规定就是刑诉法所要求的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必须严格遵守刑诉法和其他法律的原则。这一原则就把国家司法权力（公权力）对公民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的剥夺严格控制在法律的范围以内。根据这一原则，也会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治原则，即对于公民而言，法律没有禁止的、没有规定的都是公民可以去做的，而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凡是法律没有授权的、没有规定的，都是司法机关不能去做的。回到询问证人的时间问题上，刑诉讼法没有做出规定，这就要求司法机关不能确定一个对证人（被害人）进行取证的时间长度，不能通过询问的司法活动来限制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因此，对于证人（或被害人）的取证时间问题，可以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证人（或被害人）自愿配合司法机关取证的时间就是司法机关能够实现的对证人（或被害人）取证的时间长度，这一时间既有可能少于12小时，也可能多于12小时。但必须明确的是实现这一时间的主体是证人（或被害人）而不是司法机关。不仅如此，司法机关还要在询问活动中充分照顾到证人（或被害人）的生活、生产、工作等实际情况，这才是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的体现。

　　综上，笔者认为，办案机关对证人（或被害人）的询问时间应在不限制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的前提下，通过证人（或被害人）的充分配合来完成取证活动。以此为原则，在现有条件下，司法办案机关将这一时间掌握在12小时以内，也不失为司法机关一种切实可行的方案，因为它考虑到了对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的积极保护。当然我们也知道从办案角度出发，会存在证人不愿意出证的情况，如果有足够长的取证时间可能会对办案产生积极的促进效果。但是笔者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可取的。这里存在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第一个是司法机关确定任意长度的时间来约束证人达到取证的目的，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问题；第二个是证人有义务出证而不愿出证，是司法机关对违反出证义务的证人如何追究责任的问题。因此不能将二者混在一起，要单独问题单独解决。至于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客观上影响到办案是难免的，但不能因办案的需要就违反法律的规定，来牺牲证人（或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这应该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面对办案的需要、取证活动的需要等等，在司法行为的抉择上最终一定要归从于法律的原则和规定，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的需要
。

　　作者：刘仕杰
作者单位：辽宁省人民检察院沈阳铁路运输分院
本文发表于辽宁省诉讼法学会网 http://www.lnssfx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