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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法”观念与中国的宪法



[英 文 名] Influence of Idea of Parent Law on China’s Constitutions

[内容摘要] “母法”是理解中国宪法的一个关键性词汇。尽管“母法”观念在早期民主法制建设中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从整体讲，“母法”观念对我国目前的宪政与法治建设特别是宪法修改，已呈现出消极影响。要消除“母法”观念的消极影响，笔者认为，应确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的原则，并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关 键 词] 母法观念 中国宪法 影响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邮政编码：264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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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母法”：通向中国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卡尔·贝克尔在研究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时说：必定有一条通向天上宝座的秘密通道，有一条秘密的小道是所有的Philosophes（哲学家们）都知道的，有一扇门是对我们关闭的，但是当他们一连加以几下事先默契的轻敲，它就会向他们开放的。他把人们频繁使用的一些关键性词汇当作通向知识的秘密通道的那扇小后门。在13世纪是“上帝”、罪恶、神恩、得救、天国，在18世纪是自然、自然律、最初因、理性、情操、人道、完美性，在19世纪则是物质、事实、实际、演化、进步。 卡尔·贝克尔向我们展示了一种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有效方法：找到这些关键性词汇，我们就能走进那些特定的时代。这种方法是针对历史的，特别是可以被称作“时代”的那些长时段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把时下的宪法并不真正看成是某种纯粹意志的产物，而是看作是历史的产物且必然带有时代印迹的话；那么，卡尔·贝克尔的方法对理解我国的宪法就会同样有效。

宪法问题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也是有线索可寻的。在不同的时期，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表达着各自的愿望与要求。只要我们认真分辨，也一定可以从这些词汇中找到某些类似卡尔·贝克尔所说的关键性词汇。它频繁地出现在人们关于宪法、宪政问题的各种争论、解说及日常话语之中。虽然人们对这些词汇的理解可能存在着差异，但在某一特定时期，这些词汇总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人们对宪法、宪政的共同理解，传达着人们某些相同的观念。因此，这些词汇也就成为我们理解那些特定时代的“秘密通道”。清朝末年，自维新派率先提出一系列立宪主张以来，清廷又是派大臣出国进行宪政考察，又是宣布仿行宪政，国内外近80个立宪团体纷纷提出各种立宪主张，朝野一片“立宪”之声。此时，“立宪”便是那一时期的关键性词汇。因此，要了解清末时期人们的宪法观念，认识那场所谓的立宪运动，只需理解他们各自使用的“立宪”一词的含义即可。到20世纪30-40年代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力量对宪法、宪政倾注了极大的热情，颁布了一部又一部的宪法文件，对宪法、宪政的研究也达到了顶峰，通向这一时期宪法的“秘密通道”就变成了“宪政”一词。只要把握住当时社会各个阶层、不同的政治集团所谈论的“宪政”一词的含义，我们就理解了那个时代。在1949年以后，“立宪”、“宪政”两个词汇都悄然退场。随着1954年宪法的制定，“母法”和“根本法”逐渐成为了在我国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几乎可以与宪法相替代的两个术语。因此，“母法”、“根本法”又构成了理解现时代宪法的关键性词汇。

斯大林曾强调，“宪法是根本法，而且仅仅是根本法。” 这对我国宪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宪法从此失去了保障其规范性的一种最有效的法律技术手段，即违宪审查制度或宪法诉讼机制。 因此，“根本法”一词在我国主要是在政治的意义上被强调，它仅仅意味着一项政治原则。宪法的“根本性仅在于宪法规范政治的基本结构和公共权力的运行原则”。 “根本法”的术语对宪法本身及其实践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或者说，对这一术语的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法”。在一些学者那里，“根本法”似乎也只是在“母法”的意义上即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如果说“根本法”仅是在形式上得到强调，并没有使宪法成为本来意义上的“根本法”；那么，我们对“母法”的强调则对我们的宪法及实践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母法”一词在我国具有较强的法律意味，它主要在作为立法依据或授权规范的意义上被强调。数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母法”术语的固定理解，这种理解已然构成了我国特有的宪法观念，而且，“母法”观念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宪法观。因此，“母法”一词正是那条通向中国当下宪法幽境的“秘密通道”。

将宪法喻为“母法”、普通法律称作“子法”，从而将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理解为所谓“母子”关系，是国人理解宪法与普通法律关系的一种基本模式，至今十分流行。许崇德先生认为：“由于宪法规定国家的根本制度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所以其他一般法律的制定都要以宪法为立法基础。”因此，“宪法是母法，一般法律是子法。” 有学者类比生物学意义上的母子关系对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进行了拓展，提出宪法与一般法律的关系不仅体现出“繁殖功能”，而且还表现出“监护功能”，希望从中挖掘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来。 也有学者将“母法”视作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表述宪法最高法地位的两个概念装置之一。 还有学者甚至以“母法”来定义宪法：“宪法即母法”。 这是我国学界关于宪法与一般法律关系的几种典型描述。

如果说，在终极意义上，宪法是由特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那么，这种物质生活条件一旦确定，则观念就是宪法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在宪法起草过程中，宪法观念就构成了人们关于宪法的模型、职能和类型的看法”。 当然，一部宪法未必仅仅体现某个单一的观念。在宪法制定过程中可能存在多种相互冲突的观念，而宪法则是这些观念在不得不作出让步情况下最终达成的妥协。但这不妨碍我们得出如下结论：任何一部宪法都是某些特定宪法观念的产物。因此，通过对“母法”观念的剖析揭示其特定的内涵及其对我国宪政实践特别是对制宪与修宪的影响，是理解我国宪法、把握宪政实践的一条捷径。


二、“母法”内涵之厘定


郑贤君博士认为，所谓母与子的关系有两种：一是子因母出；二是母命难违。前者体现为“繁殖功能”，后者表现为“监护功能”。就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而言，“繁殖功能”是指宪法作为普通法律的“立法基础的那种功能”，而“监护功能”是指“宪法既保障着子法又制约着子法的实施”的功能。该学者假设，在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上，如果不把重点置于“繁殖功能”上，而是放在“监护功能”上，则宪法的“母法”称谓依然是有价值的。 此番宏论，是针对林来梵博士关于“母法”概念具有含混性（任何一般法或授权规范都可视为“母法”，“母法”也是一国立法所采用或模仿的他国立法的称谓；因此，“母法”称谓并非为宪法所专享）、我国宪法学者片面强调宪法为一般法律提供立法基础的“繁殖功能” 的评论而言的。如前述，提出“监护功能”概念的目的，是要从中引申出建立违宪审查或司法审查制度的正当性。但这种努力似乎有些徒劳。因为，在事实上，所谓宪法的“监护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宪法对普通法律的规范与制约，虽然可以从一些学者的个别论述中推演出这一结论，但它却从未真正得到强调，更未在实践中建立起相应的制度装置。可以认为，我国宪法从未被赋予所谓“监护功能”，这一概念的提出，仅仅是个别学者对民法中父母子女关系的一种类比。

上述争论的焦点是：宪法在何种意义上是“母法”？考察“母法”概念的涵义是理解这一问题的关键。从学者们的论述看，我国“母法”概念是在以下几种意义上使用：（1）从法律移植中法源的角度讲，是指“一国法规的制定，以外国法律为依据者，称其法源的外国法为母法，而称依此所制定的法律为子法。” （2）从立法依据的角度上讲，它是指“国家制定的条律或命令所依据的法律，称作母法，根据母法所制定的法律、法令等称作子法。”如“所得税法”为母法，所得税法施行细则为子法。 （3）从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关系讲，宪法为“母法”，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为“子法”。 最后一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即以“母法”专指宪法，在宪法学界几成公论。笔者认为，前两种意义上的“母法”概念，含义较为中肯、公允，更接近我国传统中使用“母法”一词的原初意义。“母法”并非专指宪法，其意义仅指所制定法律的来源或依据。将宪法比作“母法”是这一意义的延伸。

以“母法”指代宪法在我国具体起源于何时，尚无可考。但将宪法视作“母法”的观念在我国却早已有之。梁启超在1900年初发表的《立宪法议》中称：“宪法者何物也？……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者也。” 宪法而“为国家一切法度之根源”，表达的正是“母法”的观念。“无论出何令，更何法，百变而不许离其宗”，似可以从中得出宪法制约普通法律的认识。但从梁启超有关论述整体来看，它仍然仅仅是在强调宪法的“依据”作用（而非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梁启超被认为是宪法学在中国的开山鼻祖，中国宪法学的创始人， 从他开始，“母法”观念就成为了我国宪法学传统的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宪法学盛极一时，而“母法”观念一以贯之。李三无在《宪法问题与中国》（载《东方杂志》第19卷第21号，1922年11月）一文中说，宪法为“一切法律所由生”，“宪法为国家之根本大法，一切法律，俱由此生”。 如阮毅成在《从“法”说到“宪法”》（载《时代公论》第87、89号，1933年11月）一文认为：宪法与他种法律有两种关系，“一是从法的创造到法的实施的关系，二是从抽象规律到具体规律的关系”，“法律对于宪法为实施，宪法对于法律为创造”。他进一步解释说，“宪法内容，大都是概括的，亦即并不限定适用于一个最确定的具体事实，则其效力的实现，必须有待于多种其他法律，对于各个事体，再加以规定。” 屠义方在《宪政与法治》（《新政治月刊》第3卷第3期，1939年）一文中也说：“宪法是国家进行法治的一个根本大法，……一切法律必须根据宪法以制成。” 在上个世纪40年代，已有学者使用“母法”一词并使之与最高法或最高法律效力的概念相联系。如《中华法学杂志》第5卷第1期（1946年）发表吴绂征《论宪法的目的与功用》一文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或政治社会的最高法律，这是说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宪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其效力优于一般的普通法律。” 从该文的论证逻辑看，“母法”称谓在当时已普遍使用。作者将“母法”视同为“国家或社会的最高法律”，作者强调“在创设法律规范的过程中”，且整篇文章看不到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制约与规范的论述，更没有相关制度设计来保障。可见，作者仍然仅仅意在强调“繁殖功能”。在这里，所谓宪法是最高法律或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完全是停留在理论上的，是在母与子伦理“辈份”的意义上给予承认的；而在实际上，并没有建立任何制度予以保障。我国后来的理论和实践大体都是走的这条路子。

在1949年以后，“母法”概念朝两个方面发展。一是“母法”术语逐渐成为宪法的专门称谓，二是出现了将“母法”概念狭义化的倾向。最有代表性的表述是：“在宪法中通常都规定了一国的立法原则，使立法机关在日常立法活动时有所遵循；同时又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所以许多宪法学家把宪法称为‘母法’、‘最高法’，把普通法律称为‘子法’。” 在此，我们看到，（1）在宪法学中“母法”被视为宪法的专有称谓。（2）“母法”仅具有作为立法依据或立法基础的意义，完全排除了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及对普通法律的制约的意义。（3）强调“母法”“只能规定立法原则，而不能代替普通立法”。总之，“繁殖功能”在我国1949年以后的宪法学中被片面强调，“母法”并不具有“监护功能”。所谓“母法”的“监护功能”，不过是我们时下的学者根据母子关系比附上去的。由于缺乏制度保障和实践资援——我国一直未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宪法从未获得司法适用，“母法”的所谓“监护功能”在我国宪政实践中根本不存在。到目前为止，“母法”观念仍然只是在“繁殖功能”的意义上不断得到强化，其标准的文字表述是：所有法律都必须依据宪法制定。


三、“母法”观念对中国宪法之影响


坚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
全力维护农村社会稳定

--------福建省大田县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做法与成效

林书设 胡建国

大田县地处福建中部，戴云山西侧，与三元、永安、尤溪、沙县和泉州地区的德化、永春县及龙岩地区的漳平县毗邻，县境内总面积2294平方公里，辖8个镇、10个乡，262个行政村，8个居委会(社区)，全县总人口38万余人。近年来，大田县委 、县政府清醒地认识到：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只有社会稳定，才能保证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把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消除治安隐患作为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举措，经过积极探索与实践，形成了运作规范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并取得明显成效。
一、主要做法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加大改革力度，致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这是实践“三个代表”的首要要求，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根本。一是处理群体性、突发性事件时，大田县各级领导干部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靠前指挥，面对面做好群众工作，决不能回避矛盾，敷衍塞责。积极主动，抢前抓早，及时采取措施，尽快控制局面，平息事态；讲究策略，措施得当，对参与的群众，要立足于耐心说服引导，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的政治优势。面对恶意插手人民内部矛盾和乘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个别人，选择适当的时机依法严厉打击。二是继续认真做好重大信访问题及信访积案的排查处理工作，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信访工作是党和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体察民情、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也是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大田县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的原则，认真落实信访工作领导责任制，加大信访问题排查调处力度，即使把群众反映的信访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加强信息报送和通报工作，对可能出现的群众越级到省、市集体上访和异常上访的信息，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做到防范在前，处理及时，增强工作的预见性和主动性。三是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办事、依法行政。这既是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也是新时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措施。加强对干部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干部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充分利用法律武器，积极依法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有效遏止群众无序越级上访。同时教育群众认真学习《信访条例》等法规，引导群众正确行使民主权利，使群众知法、懂法、守法，按照正常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
(二)领导重视，把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摆上重要位置
为使大量的矛盾纠纷能够消除在萌芽状态，从2000年起，大田县在经过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建立了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为确保这项工作的正常开展，县成立了以县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为组长，以政法委书记为常务副组长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挂靠县综治办开展日常工作，县各乡镇也都相应成立了以乡镇分管综治副书记为组长，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法庭 等有关单位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协调小组，并要求各乡(镇)根据当地的实际，每月召开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参加例会人员为各村调委会，治保会主任及例会协调小组成员，例会的主要内容是对各村前一个月的治安状况，纠纷调处、法制宣传、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等工作情况进行总结，对近期各村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安定因素进行分析排查，研究重大疑难纠纷案件的调处方案以及对调委会、治保会主任进行培训，同时布置下个月的有关工作。这项工作制度自建立以来，不论是乡(镇)领导更换，还是部门人员变动，均未停止过，对一些重大疑难纠纷，当地党委、政府的主要领导还亲自参加研究、部署，使得这一工作得以落到实处。
(三)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
人民内部矛盾激化而导致的群体性事件都有一个酝酿、发展的过程，都不是简单、孤立的，是与我们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大量问题紧密关联的。学习、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联系实际，有的放矢地解决问题。大田县紧紧抓住对人民群众的态度这个根本，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宗旨意识，处理问题、开展工作切实把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工作中，正确对待群众、坚定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同时紧紧围绕稳定大局，真正落实“守土有责、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执行、落实本地本部门本单位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综合整治“两个责任制”，解决好群众关心和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密切注意掌握社情民情，认真搞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有效防止和避免出现群体性事件，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四)明确责任，建立和完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
借助工作例会这一有效途径，相应建立了三项工作机制。一是建立层级管理机制。即由县负责调解跨县，邻乡镇以及一些重大的矛盾纠纷；乡镇调委会负责调处本乡镇重大疑难和村调委会久拖不决的纠纷；村调委会负责调处本村一般性纠纷，从而形成了全方位的点、线、面三级防范机制，增强整体防控能力。二是实行包案调处。将每起纠纷具体落实到人头，做到 “四定”、“三包”，即定牵头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结时限，包调处、包跟踪、包反馈。三是建立工作奖惩机制。实行月考评与年度考评相结合的办法，对每月布置的工作任务，凡是未完成的则扣除相应补贴，当年工作任务完成好的则给予表彰 。
(五)重心前移，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地方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近年来，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大田县努力做到“三个前移”：一是精力前移。始终把稳定与发展放在同一高度上来认识，切实做到“两手抓”、“两手硬”，一方面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到抓基层工作，紧紧抓住群众关心和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真心实意地帮助群众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及时化解一些社会矛盾，确保社会的安定稳定，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二是力量前移。近年来，大田县进一步加强了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村委会为依托的治保会、调委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建设，全县目前共建立调解组织214个，调解人员达1340人，各基层调委会、治保会均按照上级的要求，基本实现规范化运作，群众自治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三是措施前移，在构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上，着力加强治安联防与治安巡逻，杜绝和减少治安隐患和漏洞，始终保持对违法犯罪人员的高压态势，对各类突出治安问题定期进行集中整治，努力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六)加强指导，切实把基层组织建设好
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责任，落实分工，营造齐抓共管党建工作的氛围，把基层组织特别是党支部这个战斗堡垒建设好。一是适应农业和农村的中心任务来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只有围绕调整经济结构、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维护农村稳定来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才能不断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二是加强领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县委把基层党委管好，基层党委把支部管好，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三是进一步健全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组织建设。协调好党支部和村委会的关系，发挥好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四是稳步推进国有企业和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抓好基层政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凡是群众关心的问题都要尽量及时公开，特别要提高群众对企业重大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加强供销、财务等监督；要落实好土地调整、征地、拆迁、各种补偿以及财务公开的要求，真正做到给群众一个明白，还干部一个清白。五是大力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做群众工作是基层干部的基本功和主要工作内容，认真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广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治敏感性。及时分析和研究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增强处理复杂局面下各种难点热点问题的能力。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树立“职务的本质是责任”、“领导就是服务”的意识，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促进思想作风转变。
(七)突出重点，做到预防与化解纠纷相结合
为使矛盾纠纷得到及时有效的化解，大田县采取了以防为主、调防结合和抓早、抓小、抓关键等办法，除了每月定期排查一次外，还针对各个不同时期容易引发的矛盾纠纷 ，进行专项排查调处。如针对各个不同时期容易引发水田争水纠纷，秋季修建坟墓容易引发坟地纠纷，冬季农闲季节，建房热容易引发宅基地纠纷， 年终容易引发债权债务纠纷等突出问题，我们都专门组织人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进行逐乡镇逐村开展专项排查和重点调处。例如：2001年9月，建设镇建丰村高姓村民的祖坟被破坏，怀疑是元山村池姓村民所为，即纠集多人前往元山村，并想破坏元山村池姓的祖房，有大动干戈态势，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赶赴现场，面对面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明确指出“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也是违法行为，及时向村民阐明利害关系，经过耐心细致地做双方群众思想工作，终于将事态平息，防止了一场群体性械斗事件的发生。
(八)实行联动，充分发挥相关部门的整体优势
新形势下，农村中矛盾纠纷呈现出“群体性、复杂性、易激化、难调处”等特点，要把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调处好，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单靠一个单位或几个人是难以做好的，必须协同各方面力量，群策群力，才能使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为此，大田县在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的同时，确定土地、林业、民政、计生、妇联、团委、老龄委等部门为矛盾纠纷调处联动单位，并明确了相应的责任，为有效平息纠纷提供保证。例如，在去年农村集体林改制过程中，因历史遗留问题，许多山林权属不清，村与村之间常为山林归属问题发生争执，留下纠纷隐患。为此，及时组织司法、林业、公安、民政、土地等部门深入农村调查走访村老人， 查阅县、乡镇、村所有相关的历史资料，经过周密调查取证，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后，及时召集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召开协调会，通过摆证据，讲道理，陈述利害，最终确定山场界线，及时消除了隐患。
(九)驱除邪恶，弘扬正气，让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一是认真开展“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教育，引导城乡广大群众正确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带来的巨大变化，客观对待发展和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同心同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二是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群众树立大局观念，自觉维护社会安定稳定；三是认真组织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农村《乡镇工作纲要》、城市《社区建设纲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法制教育，引导群众要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封建、宗派、迷信活动，消除愚昧现象，推动两个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二、主要成效
通过实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我们认为在以下五个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一)较好地解决了以往矛盾纠纷调处相互推诿扯皮现象。
化解农村矛盾纠纷是一项社会化的大工程，单靠一个单位，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齐抓共管，群策群治，才能有效地解决。近年来，我们通过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 例会制度，逐步健全完善了民间纠纷调处网络与工作机制，形成了以综治、司法、法庭、派出所、民政、林业、工商、国土资源、计生等有关部门和共青团、妇联、老龄委、关工委等群团组织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有效地解决了以往出现矛盾纠纷县、乡(镇)、村、部门各自为政，相互推诿扯皮现象。
(二)基层调解治保组织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通过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不仅能够及时掌握治安动态、纠纷动态，社情动态，把握矛盾纠纷调处主动权， 使一些社会治安隐患苗头能够早发现、早报告、早控制、早消除，为防止矛盾激化提供保证。同时通过召开工作例会，促进了基层治保调解人员素质的提高。在召开每次工作例会过程中，我们都结合当地实际， 结合不时期的生产、生活特点和上级的要求及时地向他们传授一些与农村生产、经营、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对带有典型意义、普遍意义的纠纷案件进行个案分析、以案释法，许多调解、治保主任通过参加例会，除了丰富自己的法律知识和调解经验外，还把所掌握的经验与知识传授给本村的调解员，从而提高了调解的成功率。此外， 通过召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也进一步增强了调解、治保人员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彻底扭转了以往调解、治保工作没人管、没人干的被动局面。
(三)创新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运作机制
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说到底就是充分发动群众，搞好群防群治，构筑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综治格局。我们借助工作例会这一有效途径，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断引向深入，实践中，我们努力做好“三个结合”：一是宣传与教育相结合。在每月召开工作例会时，我们都针对不同时期的农村中心工作，印制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材料，分发给各乡镇村，通过广播、板报等形式进行广泛宣传，由此提高广大村民的法律意识；二是防范与治理相结合。近年来，我们针对一些地方群众对社会治安反映比较突出的问题，如偷盗、赌博、矿山安全等，采取了在全县各乡镇村、各企业中建立治安巡逻队、妇女禁赌队、老年劝导队、退休干部督导队等多种形式，共同搞好区域防范。对一些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现象，则实行专项清理打击，相继开展矿山非法开采、六合彩赌博、非法占地建房等专项清理活动，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安定稳定；三是保护与打击相结合。一方面注重引导前来经商的人员走守法、诚信经营的道路，另一方面对那些欺行霸市，短斤少两，缺乏职业道德的行为给予坚决的打击，从而有力地促进农村市场的兴旺与繁荣。
(四)有力地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实行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不仅有力地促使乡镇干部提高依法行政、依法管理的意识和水平，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疏导理顺了群众情绪，有力地推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同时也带来群众对待矛盾纠纷处理方式和态度的根本转变。过去，许多群众对发生的矛盾纠纷不懂的通过正常渠道来解决，而习惯以吵闹、武力或凭借宗族家庭势力等方式解决，往往导致矛盾纠纷激化升级，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随着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才使群众真正意识到只有找到各级调解组织，走依法调处的路子才能使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地解决。如我县村民高某某，在丈夫车祸身亡改嫁之时，遭到婆婆开口要礼金一万多元，并不让媳妇带走亲生儿子，婆媳之间因此产生了纠纷，双方三番五次地展开舌战，矛盾也日益加深，调解员在依法调处此事时，一方面向双方人宣传《婚姻法》中的有关规定，另一方面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经过耐心说服教育，最终婆婆答应不要礼金，媳妇也表示改嫁后仍然要象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一样对待婆婆，逢年过节，或遇有病难等情况主动登门问候，从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考虑，婆婆也同意孙子随母亲走，两人重修和好，在当地传为佳话。
(五)推进了县域经济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
由于大田县长期坚持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例会制度，许多矛盾纠纷得到有效的化解，社会治安日益稳定，有力地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一是全县经济总量不断增长；二是农业生产稳步发展；三是小城镇建设上新水平；四是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吸引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前来大田县投资兴业。
总之，大田县紧紧围绕“改革、发展、稳定”的工作大局，不断加强和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整体优势，在维护农村稳定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今后将继续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针，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为本， 不断探索新形势下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新路子、新机制、新方法，充分发挥基层人民调解、治保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作用，为加强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大田县委政法委
邮编：366100 电话：0598-722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