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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爱国卫生管理办法

1999年7月26日　沈阳市人民政府令第33号沈阳市政府第十五次常务会议通过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爱国卫生工作，提高管理水平，根据《辽宁省爱国卫生管理条例》，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市爱国卫生工作实行“群众动手，门前三包，以块为主，条块结合，科学治理，社会监督”的方针，改善城乡卫生面貌，提高全民卫生素质和健康水平。
第三条 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下简称单位）及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在本级政府的领导下，统一管理、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的爱国卫生工作。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管理委员会等组织应指定专人负责本地区、本单位的爱国卫生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各级爱卫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落实全国、省、市爱国卫生工作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制定本地区、本单位的爱国卫生工作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监督、检查、指导全市爱国卫生工作；
（三）组织协调各部门共同履行社会卫生工作职责；
（四）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国卫生活动。
第六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委员部门分工负责制，各委员部门应在爱卫会领导下，加强对本系统爱国卫生工作的管理。
第七条 每年四月份为爱国卫生活动月，每周末为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卫生清扫日。
第八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应在当地爱卫会的统一领导下，参加爱国卫生活动，按照国家、省、市爱卫会规定的卫生标准，搞好单位室内外的环境卫生。
第九条 沈阳市辖区内的所有沿街单位，都应遵守《沈阳市门前三包管理办法》，做好门前三包工作。
第十条 公共场所应严格执行市政府关于 《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暂行规定》。
第十一条 单位和居民应做好除四害工作，综合防治措施健全，消除四害孳生场所，并做到室内外环境整洁。外环境无乱堆乱放，无垃圾积存，垃圾应密闭收集。居民区无违章建筑，庭院甬道无凸凹破损。饲养宠物不得影响周围环境卫生。
第十二条 各县（市）应参照全国城市卫生检查标准，开展创建卫生县城活动。乡镇所在地应参照城市卫生标准要求，搞好卫生建设工作。村屯应做到街平路直，禽畜无散养，路边无柴堆、粪堆、土堆，主要街路路边应绿化。
第十三条 农村应加强改水改厕工作。改水工作须按全市改水计划完成，改水受益人口数量应达到全市计划要求。农村水厂应有卫生防护，周围50米内无污染源，应定期检测水质。
村屯厕所应做到有棚有盖、有围档，不渗不漏、无蝇蛆，实施粪便无害化管理。
第十四条 个人应遵守市政府“卫生五不准”的规定，不得随地吐痰、便溺、乱扔瓜果皮核、乱泼污水、乱倒垃圾。
第十五条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专业监督与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原则，各区、县（市）聘任爱国卫生监督员，街道、乡（镇）聘任爱国卫生检查员。
第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四害综合防治措施不健全、有乱堆乱放杂物、积存垃圾、四害孳生场所、四害密度和室内外环境卫生达不到国家、省、市规定标准及饲养宠物影响周围环境卫生的单位和居民，由各级爱卫会按照管辖权限，对单位处以100元以上3000元以下
的罚款，对个人处以1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禽畜散养、路边乱堆柴堆、粪堆、土堆的乡镇（村屯），由各级爱卫会按照管辖权限，对责任者处以5元以上1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由各级爱卫会按照管辖权限，对个人处以5元以上1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九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实施处罚，必须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进行，罚没款必须及时足额上缴同级财政。
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一条 各级爱卫会检查人员应加强自身素质建设，秉公执法。对以权谋私、营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清除监督检查执法队伍；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对妨碍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 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在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
爱国卫生工作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和委员部门分工负责制的原则，各委员部门应在爱卫会领导下，加强对本系统爱国卫生工作的管理：
（一）卫生行政部门应负责食品、公共场所、饮用水卫生的监督检查，负责全市传染病的防治和开展全民健康教育工作，并搞好四害密度监测。
（二）城建部门应搞好环卫市政基础设施的配置、管理及四害消杀工作。有计划地解决好水冲公厕、城市垃圾和粪便的处理工作。
（三）环境保护部门应加强对废气、污水、噪声和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取缔严重污染环境的露天烧烤经营活动。
（四）工商行政部门负责市场内的食品卫生管理和加强对市场的监督检查工作。市场内的环境卫生、除四害及设施管理，由主办部门负责。
（五）建工部门负责城市施工现场的卫生和除四害等项工作的管理。
（六）房管部门负责居民住宅小区环境卫生的综合整治，并搞好绿化美化、四害防治等项工作。
（七）公安部门负责一环十线、五十一条街路、重点地区的公共交通设施卫生，做好清理违章占道工作。
（八）教育部门负责学校、托幼园所卫生工作的管理，加强健康教育工作。
（九）粮食部门负责粮库、粮站等所属单位的卫生工作。
（十）交通部门负责客运站点和公交车辆的卫生工作。



1999年7月26日
李奋飞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内容提要: 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


去年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二稿。二稿在不少方面比一稿有所进步。但是,在近亲属作证的问题上则没有任何的变化:“经人民法院依法通知,证人应当出庭作证。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按人民法院通知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
上述关于“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规定,被不少媒体认为是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亮点之一。有些人可能都没有来得及细读这个条文的内容就兴奋地将其上升到近亲属作证豁免权的高度来解读,并力求从“本土资源”(中国法律传统中有“亲亲相为隐”的规定)和“他山之石”(不少据说已经高度法治化的国家都有亲属作证豁免的立法或判例)中挖掘素材来论证这个规定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现在,媒体对该规定的关注已经明显降温。所以,我写本文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很多人对这个规定的解读是过度的乃至是错误的。这里我将侧重论证,这个规定即使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其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甚至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要提醒读者反思,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究竟有哪些是无法实现而只适合观看的权利,以期对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有所裨益。
之所以说这个规定的意义微乎其微,是因为,在中国刑事审判中,存在着陈瑞华教授曾经指出的“案卷笔录中心主义”的审判方式。在此种审判方式下,法官不仅在开庭前要充分研读案卷,庭后仍然要反复研读案卷,从而既不可避免地使法官对案件形成预断,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法庭审判本身的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法官究竟还有多少耐心去费时费力地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来出庭证明他认为已经胸有成竹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证人出庭与否并不影响其证言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检察官,还是法官,又哪里会有动力去传唤证人(包括但远远不限于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作证呢?所以,中国的刑事法庭上鲜见证人,板子不应至少不应主要打到证人身上。相应地,靠法院强制证人出庭或许并不能真正解决证人出庭作证难的问题。
如果说,将来法院对不愿意出庭的普通证人都不会轻易采取强制手段来保证其出庭作证的话,那么赋予近亲属出庭作证的豁免权这个乍看起来比较人性的制度设计又有多少实质意义呢?在作为近亲属的证人出庭与否都不影响其证言效力的情况下,又哪里能够真正维护亲属之间的信任关系呢?因为,作为被追诉人的近亲属,只要他(她)向控方做出了对被追诉人不利的证言,只要这个证言在法庭上被宣读并最终被采纳,都不会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任何影响,也不会导致许多人所担心的放纵犯罪的结果。这哪里有“亲亲相位隐”的影子呢?又怎么能够颠覆“大义灭亲”呢?　
问题可能还不在于这个规定的意义不大。我担心的是,如果这个规定被曲解的话,可能会引发新的问题。按照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规定,证人证言如果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并且公诉人、当事人或者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有异议,人民法院认为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证人应当出庭。这里的证人证言,显然既包括普通的证人提供的证言,也包括被作为证人的被告人的近亲属提供的证言。这意味着,即使是被告人的近亲属,其如向检控方提供过证言,如果该证言对案件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且辩护方也有异议,那么,法院在认为该证人有必要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是应当通知其出庭作证的。只不过,出庭不出庭全凭被告人近亲属的自愿。在其拒绝出庭作证的情况下,法院既不能对其采取强制手段,也不能对其适用拘留措施。这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影响到被告人对质权的实现。
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在不少案件中,被告人的近亲属都做出了对其不利的证言。对于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证言,有时被告人还是有着不同意见的。但是,大都因为其近亲属的不出庭而无法对其展开有效质证。我推断并相信,有些近亲属之所以没有走向法庭,并不是其不同意,而是根本得不到法院的准许。因为,基本的社会常识告诉我,绝大多数被告人的近亲属是不愿意证明被告人有罪的。其之所以会选择向检控方作证,多多少少都带有“强迫”的性质。这些被“强迫”做出了不利于自己近亲属之陈述的证人大多是愿意走向法庭的,因为,只有这样,才有机会“推翻”之前不太情愿做出的证词。但是,他们的出庭要求几乎不太可能得到法院的许可。典型的例证就是,在很多贪贿案件中,近亲属作证的情况屡见不鲜,而出庭作证的案例我却素未耳闻。而且,即使其真的走向法庭并做出新的陈述,法官通常来说也不会相信至少也不会轻易相信(所以,在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学界,有个基本的共识就是,真正决定被追诉人命运的诉讼阶段,是侦查而不是审判)。
基于这种司法现状,我有理由担心,在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后,有可能甚至必定会发生假借不得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之名来剥夺被告人的对质权的情况。而确保被告人的对质权,这无论如何都是维护公正审判的最低要求。在公正审判和家庭伦理之间,我想,最需要维护的还是公正审判的价值。也因此,对于证人(包括作为被告人近亲属的证人)的作证问题,目前最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的问题,而是如何才能真正解决证人不出庭作证这个老大难问题。可以这样说,刑事诉讼法经此次大修,若能解决好这个问题,就算得上是“重大突破”了。
现在,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已经箭在弦上。我们在反思“近亲属出庭作证豁免”这个权利之余,似乎还有必要认真检索,在我们的刑事诉讼中,究竟还有哪些权利只适合观看而实际根本无法实现?结尾之际,我先带头举个例子。在我看来,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赋予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权利就是这样的权利。按照该条的规定,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犯罪嫌疑人有权拒绝回答。显然,这个权利,根本就不具有实现的可能。在中国的侦查讯问结构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整个的讯问节奏实际上完全控制在侦查人员手中,因而,“问题”是否“与本案有关”,判断权不可能掌握在处于绝对弱势的犯罪嫌疑人手中。如果有谁真的认真对待这个权利,其结局或许更为悲惨。
所以,法律人在考虑引入某项权利时,既要认真研究是否真的需要在法律上设置这个权利,还要深入思考实现这项权利的条件(包括但远不限于制度条件)。这样的立法,才有可能更科学,也更可能得到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