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总局关于发布《采用多音信号对调频广播进行测量的方法》一项广播电影电视行业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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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采取有效措施防范金融计算机犯罪的通知
银发[1999]6号




中国人民银行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及省会城市中心支行，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其他商业银行：
1998年10月3日朱镕基总理在一储蓄所计算机盗窃案的报告上批示：这是一个信号，我们的银行家要抓电脑技术，不能落在犯罪分子的后面。朱总理的批示对防范金融计算机犯罪，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金融计算机犯罪是随着世界高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新的刑事犯罪现象，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存在。我国的金融电子化虽已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金融计算机安全工作仍很薄弱，实际运行中暴露出不少的问题。特别是近年金融计算机犯罪尤为突出，案件以每年30％的速度递
增。犯罪的特点是内部人员和内外勾结，利用计算机或侵入计算机网络，盗窃银行资金。
目前金融计算机系统存在的风险主要表现在：
（一）安全防范意识淡薄，技术开发与运行生产未严格划分，业务操作缺少监督复核机制，非操作人员进入生产现场，给犯罪分子造成可乘之机。
（二）缺乏安全管理，计算机工程建设过程中内控不力，不法分子在参与开发软件过程中，在应用软件中预留“陷阱”进行犯罪。
（三）计算机系统安全技术措施普遍薄弱、设施落后，防范“黑客”侵入系统和抵御计算机病毒能力较差。
（四）金融电子化项目在业务创新、技术引进过程中，项目决策者对技术可能掩盖的金融风险认识不足，项目决策开始就存在着安全漏洞。
为贯彻落实朱■基总理的重要批示，采取有效措施，加强金融计算机安全，防范、遏制金融计算机犯罪，保证我国金融秩序平稳运行，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各单位要认真学习朱■基总理重要批示，提高对金融计算机犯罪危害性的认识。把防范计算机犯罪、化解金融风险作为当前的重要工作。采取有效措施，清查隐患，堵塞漏洞，坚决遏制计算机犯罪上升趋势。
二、各单位要认真贯彻执行《金融机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工作暂行规定》，成立计算机系统安全领导小组，确定安全保护专职部门，设立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开展对计算机安全工作的指导、检查和监督。
三、加强队伍建设，加强法制教育和计算机安全教育，提高计算机技术人员、业务操作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把好要害岗位进人关，坚持定期考核，择优上岗。对有经商行为的人员坚决调离要害岗位，对有赌博、吸毒、嫖娼等劣迹的要坚决清除出金融队伍。
四、加强要害岗位管理，严格划分权限，采取有效的相互制约措施，禁止职责交叉、混岗操作。严格禁止非计算机操作人员接触金融计算机业务系统。对参加金融计算机系统工程开发建设的社会技术人员要进行登记备案。
五、建立、健全计算机安全工作制度，形成有效的风险控制和防范机制。计算机系统的验收要有主管科技和保卫等部门参加，实行“安全一票否决制”。各金融机构要在近期内对未经安全验收的计算机系统进行安全验收。凡是没有通过安全验收的计算机系统，不能批准投入生产运行。

六、加强基础设施安全防范工作，机房等计算机系统重要设施要作为要害部位严格管理，配备防火、防水、防盗设备，安装监控报警设备并同公安机关“110”报警联网。
七、加强金融计算机安全的技术研究，技术防范措施应做到可靠、先进、超前。加大对计算机系统安全防护的投入，逐步建立能够主动监测、有效防范金融计算机犯罪的安全系统。
八、做好金融计算机安全检查工作。1999年人民银行将组织金融机构进行计算机安全大检查，查找薄弱环节，制定整改措施，在适当时候召开“加强金融计算机安全，做好防范计算机犯罪工作会议”。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1999年1月6日
本案是否构成分居时效的中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肖 晖

案情

原告刘某（男）与被告宋某经自由恋爱于2000年初结婚，婚后因性格不合，两人常发生争吵打斗，夫妻感情不断恶化。2002年1月，刘某在与宋某发生吵打后，从家中搬到单位宿舍居住，开始与宋某分居。2004年3月，刘某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依照《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第四项“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经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的规定,准予其与宋某离婚。被告宋某答辩称，刘某与其因感情不合分居是事实，但刘某在2003年6月的一天曾回到家中与其商量离婚一事，并留宿一晚，其间两人发生了性行为。由于这一事实，分居时效中断，应重新计算，这样两人分居未满两年。因此，要求法院驳回原告刘某的诉讼请求。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刘某虽在分居期间在家留宿一夜并与被告发生性行为，但时间短暂且非因二人感情上的复合。不能作为分居时效中断的事由，被告宋某的答辩不能成立，应当认定原被告因感情不合分居已满两年，符合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据此，判决准予刘某与宋某离婚。
评析
本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是刘某离婚诉求是否符合我国婚姻法中关于法定离婚理由的规定。我国婚姻立法确定法定离婚理由的立法方式最早采用的是抽象概括主义模式。其特点是对法定离婚理由进行简明抽象的概括性规定，而不涉及具体的离婚理由。概括主义简明准确地把握了法定离婚理由的本质，克服了具体列举主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端，其抽象性使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但是，概括主义缺乏具体明确的标准，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在理解上容易产生歧义。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全国人大在2001年4月对《婚姻法》进行修正时，结合以往司法实践的经验，在原第二十五条的基础上，增加了二款，作为第三、四款。这样既继承了概括主义的立法特点，也吸收了列举主义的优点，确定了例示主义的立法模式，是我国婚姻立法技术上的一大进步。但也有不尽完善之处，以本案所涉第三款第四项为例。该项规定虽将“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两年的”作为视为感情破裂的情形之一，但是对如何确定分居开始的时间、是否存在分居时效中断的情形以及哪些事由的发生构成分居时效的中断等等，均未作规定。导致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对当事人是否符合分居满两年的离婚理由，只能根据自己的审判经验及对该项规定的理解来作出。由于各人理解上的歧义
，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基于同一事实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不同的法官审理中，作出不同的判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对此，最高院对此应尽快作出司法解释。具体到本案原告刘某以双方因感情不合分居已满两年，夫妻感情已经破裂的离婚理由是否成立，关键看被告宋某所提出的分居时效中断的事由是否成立。笔者认为构成分居时效中断应是在分居期间，夫妻因感情复合或虽未复合，但提出分居一方出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与对方离婚的要求而重新共同生活的情形。而本案中刘宋二人同居一晚，仅是出于双方生理上的需要。并不表示双方感情已经复合或者存在和好的可能，同时也不能改变双方分居的事实。故宋某提出的答辩理由不能成立，刘某的离婚理由符合婚姻法的规定。法院据此作出的准予离婚的判决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