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修正案

上一篇: 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印发《深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卫生许可实施办法》的通知
下一篇: 宜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宜宾市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办法》的通知

“传销”一词是从英文Multi Level Marketing翻译过来的，意思是：多层次相关联的经营方式。从商品经营营销学划分，传销也是“直销”范畴，直销是Direct Sale中译，意为：无店铺销售，它分为单层次营销和多层次营销，国际上习惯将单层次营销称为“直销”，将多层次营销称为“传销”。
直销从19世纪中叶在美国出现，一百多年来这种商家和消费者双赢的经营模式，在全球发展迅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这种商业经营模式也进入我国，最早进入内地的一些知名国外企业如“安利”、“雅芳”等取得了很大成功，也带动了国内的这种经营模式的发展。但“南橘北枳”，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完备，管理手段相应落后，加之这些知名大企业在内地运用的是“店铺加直销员”的多层次营销，按当时的政策称为直销，造成了人们对传销、直销概念上的认识混乱，这种经营方式很快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他们利用传销大肆从事非法经营，集资诈骗，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犯罪活动，导致这种被国外称为“老鼠会”、“金字塔型销售”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在全国风行，引起经济秩序混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国务院于1998年4月颁布了《关于禁止传销经营活动的通知》全面封杀了中国的直销经营。
但是传销活动沉寂了没多久，很快就改头换面死灰复燃并呈迅速滋生和蔓延之势，手段更加多样化，活动更加隐蔽，组织形式更加严密。人数更加众多，危害更加严重，致使很多群众受骗上当，引发了到政府部门上访静坐，甚至围攻政府机关和封锁国道等事件，发生了被骗人员因生活无着，实施盗窃、抢劫等犯罪，有的自杀甚至杀死传销组织者的恶性案件，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市场和社会秩序。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温家宝总理、吴仪副总理等领导都对打击传销活动作了重要批示。由于法律法规滞后，政策界限不清晰，有关职能部门对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治理不是很有效，在国务院颁布《禁止传销条例》和《直销管理条例》后，传销活动仍无收敛，还呈猖狂之势，引发各种社会问题，已经成为一种“经济邪教”。
如何有效地打击传销犯罪活动，笔者对传销的特征、打击查处传销活动的难点和对策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 传销活动特征
（一）行为极具欺骗性。传销活动主体绝大多数都是国家注册的合法公司企业，宣称从事的是正常合法的商业经营活动，除早期自称自已是传销外，现演变成用“重复消费”、“框架营销”、“网络倍增”、“连锁经营”、“复合加盟营销”、“消费联盟”、“滚动促销”等等华丽新潮的新名称，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经济，下岗再就业等旗号，以“点石成金”，“快速致富”的诱饵，诱骗不明真相的，搞不清“直销”、“传销”为何物的人们上当，参与非法活动。
（二）传销活动的非法敛财性。传销活动的组织者目的是为了牟取暴利，所以他们不论以何种名目为掩护的传销活动，在发展下线时都要收取费用，有的要参与者购买商品为加入条件，其商品的价格严重背离商品的实际价格，有的更干脆以“加盟费“、“会员费”、“许可费”、“培训费”等直接支付现金为加入条件，组织者和参与传销人员在所谓的“经营”中所获取的收益，并非来源于商品销售或服务所得的合理利润，而是层层盘剥他人加入传销活动时所购买商品的虚价部分或交纳的费用。所有钱财被金字塔顶尖的几个少数组织者攫取，下层的受骗者除了自已的钱财被骗，亲友的钱财被骗，受害者变成骗人者，不断循环扩张，成为组织者敛财工具，财富对他们来说永远都是个“水中月亮”。
（三）参与人员成分的复杂多样性。“拉人头”是传销活动最本质特征，参加传销活动的人数众多，老、中、青少年都有，下层大多属于下岗人员、农民、退休职工等低收入者，也有大中学生、教师、医生甚至公务员参与。主要手法是“杀亲杀熟”，由先加入的人以用工招聘、购销商品、合伙经商等名义，欺骗拉拢自已的亲属、朋友、同学、同事、邻居加入传销活动，上线发展下线，一层一层欺骗拉拢人们参与，呈金字塔型地向下放射发展扩大，成为传销的牺牲品。
（四）组织形式的黑社会、邪教性。传销活动的组织者在与各职能部门的周旋中，不断总结经验，使之活动更加隐蔽，控制手段更加严密，作案手法更具欺骗性，在组织活动中分工明确，有组织者、管护人员、“讲师”，使用了黑社会手段（有的传销组织本身就控制在黑社会性质组织手里），将参与者集中到一地居住，实行“家长制”管理，24小时监控，隔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允许随意外出，不准看电视，听广播，不准看报纸杂志，对一些想退出的受骗者专人看管，非法拘禁，有的施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胁。在精神上进行强制控制，采用集中上课培训，由所谓“专家”、“业绩突出骨干”上课，强制性地不间断地对参与者进行强制精神灌输，经过反复洗脑，使参与人员坚信人人都能成为富翁。使部分人中毒很深，沉湎于传销活动。其组织形式控制手段与邪教组织大同小异，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邪教。
（五）传销活动的顽固性。由于查处打击力度不强，在查获的案件中，对传销组织和骨干分子没有伤筋动骨，不能彻底摧毁。在暴利驱使下，他们另起炉灶重新开张，造成了甲地被查处后到乙地又聚集的恶性循环。
二、打击传销存在的难点
（一）法律滞后影响执法。直销自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中国，至今短短10多年时间，从正当的经营模式,演变派生成泛滥内地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导致经济秩序混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对这一新的事物，我们建章立法却严重滞后，查处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无据可依，现有的法律规定中，没有直接针对传销犯罪的罪名，只能以《刑法》非法经营罪、非法拘禁罪等相关罪名，追究这些在传销活动中发生的犯罪，但是由于犯罪行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追究这些犯罪时，法理上还有很多争论，定性定罪产生不少分歧，很少有传销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受到追究，因此难以震摄日益严重的传销犯罪活动。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二部法规，也因缺乏有严厉强制力的法律支持，使得二部法规的执行大打拆扣。
（二）慨念混淆认识模糊，影响查禁。传销究竟为何物，它与直销有何区别？国家是否允许，很多人不清楚，就连部分职能部门的执法人员也不是很清楚。国家工商总局在９７年１月颁布过《传销管理办法》，在政府文件中，媒体宣传上还有个“非法传销”的提法，打开电脑搜索,会出现许多“国务院制订颁布《禁止非法传销条例》”的条目，加之这些进入中国内地的世界知名直销企业，他们经营活动的走调变样，一些国有企业如保险公司，在培训员工、业务会议上的做法与传销组织对参与人员进行的精神灌输形式上差不多，对社会起了很大的误导作用，造成非法传销被禁止的，传销还是允许的误解，人们头脑中存在着“直销”、“传销”、“非法传销”三个模糊慨念，认为自已在搞的与知名正规公司和国家企业一样的，自已在从事的活动也是合法的。加上新的传销方法不断出现，所以造成了大量不知情群众的积极参与。执法人员看传销组织从事的活动也是似是而非，在查处上就缩手缩脚, 甚至不敢查处，更使群众误认为这些经营行为是合法的。
（三）调查难取证难，影响打击效果。在查处传销违法犯罪活动中，由于它的主体合法，人员众多，异地活动，参与人员不配合等特点，造成调查取证困难，查处一处传销活动，当场查获的人员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几百人，人员来自全国各地，要逐人调查取证，牵制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法律又没规定可以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要完成调查取证工作十分困难。有些案件众多的下层被骗人员四散在各地，要取得这些人的证据，也是项十分艰难的工程。还有一些只有被骗群众的报案案件，他的上线在异地，有的不知上线的姓名地址，有的上线他推上上线拿走了钱，查处这种案件更是难上加难。传销活动的一些书证也很难提取，查获的案件中获利行为，不是没有记帐就是帐目不全，有的故意隐匿、销毁，几乎很少能取得完备的证据，使得组织者、骨干分子逃过刑事追究，有的仅以行政处理了事，容易造成死灰复燃。
（四）受害者不合作、抗拒执法。经过传销组织“洗脑”，部分被骗参与传销活动的受害者中毒太深的，一些陷入传销骗局虽已经了解内幕还企图捞回自已损失的，他们对政府取缔行动不理解，不配合，拒绝解救，对抗调查，有的行为偏激妨害执行公务，有的甚至聚众闹事、哄抢财物、砸毁车辆、堵塞国道，拢乱政府机关工作秩序。
三、 打击传销犯罪的对策
（一）加强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认识。传销至所以能象滚雪球似地快速蔓延扩展，关键是人们对它美丽外衣下的欺骗本质认识不清，我们要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刊等各种舆论宣传工具，向群众宣传国家对直销、传销经营活动的政策法规，国务院颁布的《直销管理条例》和《禁止传销条例》，对什么是直销，什么是传销的慨念，有了明确的界定，《直销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本条例所称直销，是指直销企业招募直销员，由直销员在固定营业场所之外直接向最终消费者(以下简称消费者)推销产品的经销方式。”《禁止传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传销，是指组织者或者经营者发展人员，通过对被发展人员以其直接或者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或者销售业绩为依据计算和给付报酬，或者要求被发展人员以交纳一定费用为条件取得加入资格等方式牟取非法利益，扰乱经济秩序，影响社会稳定的行为。” 这两个法律定义能使全社会提高识别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能力。　　　　　　　
　还要选择典型案例向人们揭露传销犯罪活动的欺骗性和非法敛财本质，披露那些打着电子商务、网络经济，不断创造着各种看似十分前卫时髦新名词的传销活动的实质，认清传销活动给整个社会造成的不信任危机，以及诱发各种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安定的严重后果。从而增强人们抵制传销的免疫力，自觉做到不参与各种传销活动。
（二）积极履行职能，协同作战，共同治理传销活动。治理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的工作，各职能机关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查处中要互通情报，信息共享，对发现的传销活动，必须立即查证落实，坚持露头就打，不让它蔓延。社区要加强暂住人口管理和出租房屋治安管理，预防传销在社区和乡村活动。
(三)　用好用足法律武器，严惩传销犯罪。目前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给打击传销带来一定难度，在国家未对传销犯罪专门设定为“传销罪”罪名情况下，对查获的传销案件，要用好用足现有的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分析研究案件的基本情况和所获取的证据，对涉嫌触犯《刑法》有关条文的，按所涉的罪名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对组织传销活动的，其获取的财物数额达到构成犯罪标准的，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隐瞒实际情况以返利为诱饵，向下家推销与实际价值高出好几倍产品的，数额较大的，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以收取入会费、加盟费、发行期股等等，符合诈骗 、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构成要件的，以诈骗 、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惩处；将受害人骗到异地，强制关押“洗脑”，对不听话的人进行体罚，对逃跑的人使用暴力伤害、抗拒妨害有关部门解救的，以非法拘禁罪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对提供场地、出租房屋给传销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如明知在其提供的场所从事传销违法犯罪活动的，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规进行处罚，对在查禁工作中向传销人员通风报信、编造谎言欺骗执法人员、以暴力或暴力威胁阻碍查禁的，可按窝藏、 包庇 ，妨害公务追究场所提供者法律责任。
（四）加强情报信息，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传销活动具有诡秘性、反复性、高对抗性特点，要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将工作的触角延伸到最基层，要依靠广大群众和使用专门力量相结合，收集情报信息，及时发现传销活动的蛛丝马迹，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要总结经验，分析研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和完善科学的工作机制，使我们的工作始终处于主动，不断提高打击查禁传销的能力。
打击治理传销违法犯罪活动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抱着对人民利益极端负责的态度，行使自己的职责，以期达到剿灭传销这一“经济邢教”的目的 ，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扫清道路。



检察机关应如何行使量刑请求权

丁 巍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的法定司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广泛的职能，不仅承担着监督法律实施和国家机关以及国家公职人员守法的职能，而且与公安机关共同承担着指控犯罪的职能。但是，检察机关职权目前存在萎缩的趋势，其中的原因固然较为复杂，许多方面却是可以避免的，特别是在指控犯罪方面，其控诉职能有待强化，量刑请求权（实质是量刑建议权，以下简称求刑权）的行使有待拓展。下面笔者就检察机关应当积极行使求刑权的问题阐一孔之见。

一、检察机关控诉权行使的现状及其局限性

依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和有关法律，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的方式主要是提起公诉，其载体是起诉书和公诉词。实践上，检察机关行使控诉权时对犯罪的指控及定性和处理较为原则和粗象，仅仅指控被告人犯罪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应当适用的法律条款以及有关影响量刑的法定从轻、从重的情节，从未向法庭建议依法应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种及具体的量刑幅度，也即未积极行使求刑权。这就使得检察机关的控诉职能难以向更深层次发展，其监督职能也难以完全发挥。一般地讲，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行使法律监督职能既是其正确指控犯罪的需要，也是其法定职能。如果检察机关指控犯罪时不积极行使求刑权，就会导致其指控犯罪不全面，不彻底，进而导致其对刑事诉讼的监督定位不明，标准不清，使得其监督带有滞后性、抽象性、被动性。

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的监督是控诉权的必然延伸，其最重要和最严格的途径是行使抗诉权。但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1条、《人民检察院实施规则》第348条之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确有错误的7类判决、裁定提起抗诉，而其中常见的一类即是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量刑不当，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规定，该类情形只有在判决属于“畸轻畸重”时方得提起抗诉。实际上，由于法院系统的整顿，“畸轻畸重”的判决是比较少的，也就是说，检察机关能够提起抗诉的案件是不多的。如2001年我市起诉部门共向各级法院提起公诉的各类刑事案件为2194件，市检察院支持各基层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案件仅为7件。而大量的明显偏轻偏重却不“畸轻畸重”的判决得不到预防、制止和纠正！检察机关对这类案件也只能无可奈何！

二、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其法定的职责之一就是，指控犯罪，行使国家公诉权。而检察机关行使的求刑权，只是一种量刑建议权，不会侵犯法院的最终司法裁判权，是符合我国法律所规定的公、检、法三机关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司法原则的。这表现在检察机关要求人民法院依据事实和法律，对其认为构成犯罪的被告人依法作出有罪判决，判处合理的刑罚，并适用适当的刑期。如果人民法院的判决“确有错误”，包括刑期的错误，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即得提起抗诉。所以，求刑权是检察机关控诉权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只是检察机关未向人民法院明示，一旦人民法院的判决不符合这个幅度，且“确有错误”，即行使抗诉权。换言之，这只是检察机关在消极、被动行使求刑权，而非积极、主动行使求刑权。从这一方面讲，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求刑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完整地行使控诉权所必须的。

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不仅符合我国实际，而且顺应国际形势。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实行辩诉交易制度，规定检察机关的求诉权。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公诉人在没有特别的情况下，一般总是根据这一原则确定刑罚的施用。”（参见杨新培、王寨华所著《论刑事诉讼中公诉机关的量刑请求》，载于《法学》1999.1）我国虽然不属于英美法系国家，但其合理的部分我们可以移植、吸收、借鉴。鉴于我国的司法现状，很有必要规定检察机关的求刑权。

（一）这是有效制约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防止司法腐败的一种有效途径。人民法院作为我国的法定审判机关，具有唯一的定罪量刑权，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判处，不得确认为有罪，也不得对其量刑（或减刑）。诚然，人民法院的最终司法裁判权不容挑战，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国刑法在量刑体制上采用的是相对不确定刑，而且法定刑有较大的灵活性，多种刑种并存，同一刑种法定刑幅度太大，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膨胀，而法院队伍素质亟需提高，对其缺少足够的约束和制约，致使大量的裁判不公、不当的案件屡屡出现。“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法官的裁量权也是一中权力，而且是一种司法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更需要约束和监督，因为“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因而，检察机关必须积极行使求刑权，以有效制约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行为。

（二）这是深化审判监督改革，强化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权的要求使然。司法实践当中，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最主要方式是行使抗诉权。而每年各级法院提起抗诉的案件，无论是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数量均是很小的。也就是说，目前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的空间很小，力度很弱。但这并不表明各级法院的其他判决就无懈可击，合理合法。实践证明，法院的很多判决，虽然没有当事人的上诉和检察机关的（不能）抗诉，但问题还是不少的，有的甚至还是错误的，滥用司法自由裁量权的案件就更多了。所以，我们必须纠正一种观点，即只有法院的判决才是正确的，只要法院作了有罪判决，我们的控诉任务就完成了。我们应该站在更高的角度，将审判监督的阶段前移，积极、主动监督审判活动，将大量的不能抗诉的案件也纳入到强有力的审判监督活动中来。“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求刑权，就可以在提起公诉前即定下基调，为正确指控夯实基础。而一旦法院作出不当判决，检察机关即可以找准位置，有的放矢，正确、主动、积极地行使审判监督权，从而，将这一权力真正落到实处。

（三）这是促进检察官业务水平提高，增强公诉部门队伍素质的要求使然。检察机关积极行使求刑权，就要求公诉人员不能仅停留在过去的粗线条式的办案水平和作风上，而应把握全案事实、证据及相关情节，作出准确的分析和认定，不仅要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作出准确定性，而且要拿出对其依法适用有关法条、刑种、刑期的适当意见。应此要求，公诉人员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方能胜任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窗口的公诉部门的整体素质和水平的提高，必将促进全体检察官业务水平的提高和素质的增强。

三、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的途径

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可以通过以下途径行使：在认定被告人行为构成犯罪时，不仅阐明该行为所触犯的罪名，应当施用法律的有关条款及影响量刑的相关法定情节，还根据其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对照刑法的有关条文规定，提出应适用的刑种和具体的量刑幅度。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行使：一是在起诉书中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均予以表述，并由公诉人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对起诉书的观点作更进一步的阐释；二是仅在发表公诉意见时，对刑种和量刑幅度的采用向合议庭提出建议。

笔者认为，公诉意见书不如起诉书正规，法律效力也不如起诉书强，发表的公诉意见是否能得到法院的采纳，很成问题。而起诉书是以检察机关的名义作出的，法律效力极强，法院不得不予以重视。如果起诉书表明的意见未被采纳，检察机关在在提起抗诉或作其他相应处理时，也能作到有根有据，有的放矢。所以笔者觉得，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以第一种方式为妥。

四、检察机关行使量刑请求权应协调的关系

检察机关行使求刑权，其实质是向法院提出依法对被告人适用确定的刑种和相对法定刑幅度更小的幅度刑的建议。因此，这就必须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关系：

第一，在对内关系上，强化责任意识和错案责任追究制。在加强承办人办案责任制、健全主诉检察官负责制的同时，还必须发挥集体的优势，正确行使求刑权。具体操作上可以先由承办人拿出初步意见，主诉检察官审核，部门集体把关，分管检察长签发。这样便于求刑权的正确和严肃行使。

第二，在对外关系上，必须处理好与法院及相关部门的协调关系。刑种和幅度刑的建议是否被法院采纳，势必关系到检察机关求刑权行使的落实。符合抗诉请求情形的较好落实，但属于偏轻偏重的裁判，其处理则较为复杂。笔者以为，首先应强化检察建议的法律效力，针对漠视检察机关求刑权并作出不当裁判的法官应区别对待。对于徇私枉法裁判的，检察机关除依法向该法官所在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外，还应向同级纪检监察部门反映，由有关部门作出相应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于非徇私但作枉法裁判的，提起公诉的检察机关除及时向该法官所在法院发出检察建议外，还应将起诉书副本及相关情况反映到同级人大、政法委、纪检监察部门及该上级检察机关和上级法院，由有权机关作出处理。

鉴于此，最高司法机关应联合作出相应规定，放宽对抗诉请求的条件限制，只要确有错误，即可抗诉；而对于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多次践踏检察机关正确行使求刑权的，应作出严肃处理。如在具体的操作上可以规定，三次以上因为“求刑权问题”受到检察机关“检察建议”的，轻者视为案件质量不高，给予相应的纪律处理，重者追究其法律责任。惟此，检察机关的求刑权的行使方能真正落到实处。


联 系 人：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检察院 丁 巍

联系电话：0517——4920415、3211612

邮政编码：223300